Gustav Mahler

中文名：古斯塔夫·馬勒

國籍：奧地利

出生：1860年7月7日

逝世：1911年5月18日

知名作品：九部交響曲、《大地之歌》

所屬時期：浪漫主義

擅長類型：交響曲、藝術歌曲

畢業(yè)院校：維也納音樂學院

職業(yè)：作曲家，指揮家

信仰：天主教

古斯塔夫·馬勒（德語：Gustav Mahler，1860年7月7日－1911年5月18日），奧地利作曲家、指揮家。作為作曲家，他是19世紀德奧傳統(tǒng)和20世紀早期的現(xiàn)代主義音樂之間承前啟后的橋梁。馬勒之后，十二音和無調性音樂等先鋒理念崛起，傳統(tǒng)調性音樂的輝煌時代走向終結。他的指揮成就在生前就已得到廣泛認可，但他所創(chuàng)作的音樂一度被忽視，在納粹德國時期甚至因其猶太身份而被禁止，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才因指揮家伯恩斯坦等人的推廣而得到復興，其音樂價值方為人所周知。到如今，馬勒的音樂是演出和錄音最頻繁的作品。

馬勒是猶太人，出生于波希米亞喀里斯特（今捷克境內），出身并不顯貴，但在很早就顯露出了音樂才華。1878年，從維也納音樂學院畢業(yè)后，他在歐洲眾歌劇院中擔當過指揮；并于1897年擔任維也納宮廷歌劇院（現(xiàn)在稱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總監(jiān)。在維也納的十年里，馬勒從信仰猶太教轉變?yōu)樾叛鎏熘鹘?，但由于其猶太血統(tǒng)，還是頗受反猶輿論的攻擊和排擠。然而他的演出不僅水平優(yōu)異，而且具有創(chuàng)新性，使他至今在歷史上最偉大的歌劇指揮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他對瓦格納和莫扎特舞臺作品的演繹最為突出。晚年他也短暫地擔任過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和紐約愛樂樂團的總監(jiān)。

馬勒的創(chuàng)作范圍較窄，作品數(shù)量不多。終其一生，作曲總是指揮之外的副業(yè)。其作品絕大多數(shù)都是交響曲和歌曲。他的十部交響曲篇幅很長，最短者也接近一個小時；規(guī)模龐大，增加了樂隊編制，并在第二、三、四、八幾部中加入了人聲；其宏篇巨制《第八交響曲》除超大編制管弦樂團外，更動用了八位獨唱家和兩個混聲四部合唱團，首演時樂手數(shù)達一千人以上，因而得到“千人交響曲”之別稱。馬勒作品的首演通常伴隨著爭議，很久之后才得到批評家的認可；只有《第八交響曲》在首演時就大獲成功。馬勒的音樂直接影響了許多第二維也納樂派作曲家，尤其是勛伯格、貝爾格和韋伯恩。此外，肖斯塔科維奇和布里頓也為馬勒所影響。1955年，國際古斯塔夫·馬勒學院成立，以紀念其生平與作品。

家庭背景：馬勒的家庭來自當時是奧地利帝國一部分的波希米亞東部。他的祖母當過街頭的賣藝人。馬勒一家屬于一個不太受歡迎的的德語小社群，而且又是社群中不太受歡迎的猶太人；童年的處境影響了馬勒未來的無歸屬感。古斯塔夫的父親，伯恩哈德·馬勒（Bernhard Mahler）通過經營釀酒廠讓家境有所起色。他在喀里斯特買了一座小房子，并在1857年與當?shù)胤试砑庸ど痰?9歲女兒瑪麗·弗蘭克（Marie Frank）結婚。次年，降生一子，早夭。兩年后，也就是1860年7月7日，次子古斯塔夫出生。

童年：1860年12月，伯恩哈德·馬勒攜妻兒搬到伊赫拉瓦。在那里相繼有12個孩子降生，但一半都早逝。此時的伊赫拉瓦是個有兩萬余人口的商鎮(zhèn)，在此古斯塔夫有機會接觸到民間的音樂，比如街頭歌謠、舞蹈曲調、軍樂的小號聲等。這些元素在他之后的創(chuàng)作中都有所體現(xiàn)。

古斯塔夫4歲時，發(fā)現(xiàn)了祖父母的鋼琴，并立刻就開始了學習。他的演奏技術長進很快，在當?shù)厥切∮忻麣獾摹吧裢薄?0歲時，就在城里的劇院舉行了公演。古斯塔夫熱愛音樂，學校評語稱他經常走神，導致學業(yè)不佳。為了提高其成績，他于1871年被送到布拉格的一所新學校中，但并不快樂，不久后又回到伊赫拉瓦。

1874年，他的弟弟久病不治而亡。他試圖在音樂中表達悲傷的情感，并在朋友約瑟夫·斯坦納（Josef Steiner）的幫助下開始創(chuàng)作一部歌劇《士瓦本的厄尼斯特公爵》（德語：Herzog Ernst von Schwaben），以紀念死去的弟弟。該作品如今詞曲均佚。

學生時代：伯恩哈德·馬勒支持其兒子走上音樂道路，同意他報考維也納音樂學院。年輕的古斯塔夫被著名鋼琴家朱利亞斯·艾普斯坦看中，于1875—76年被錄取。在艾普斯坦的指導下，他在鋼琴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并在開頭兩年里拿了獎。最后一年他改為專攻作曲，但習作很少有存留下來的，大多都被馬勒本人因為不滿意而丟棄。他甚至曾將一份交響音樂期末作品的稿子毀掉，因為這作品被當時權威的總監(jiān)輕薄地拒絕。馬勒最早的指揮經歷可能是領導學生樂團，盡管據(jù)說他在學校樂團里的主要工作不過是當打擊樂手。歌曲作家胡戈·沃爾夫曾是馬勒的同學，二者關系甚好，但伍爾夫由于違紀而被開除。馬勒有時也做逾矩之事，但因為寫了改過書才免遭同樣命運。

馬勒聽過布魯克納的演講；盡管并非其弟子，但也受其影響。1877年12月16日，布魯克納的《第三交響曲》首演遭到慘敗，噓聲四起，觀眾離席；但到場的馬勒和其他學生之后將該作品改編成鋼琴版，獻給布魯克納。與許多同代人一樣，馬勒迷戀瓦格納，盡管他的關注點在于音樂而非布景。馬勒在學生時代有沒有現(xiàn)場看過瓦格納的樂劇，不詳。

馬勒1878年畢業(yè)，雖得到文憑，卻沒能拿到為出色學生設立的銀獎。之后他又進入維也納大學。馬勒對德國的民族精神和哲學很有興趣，并讀了叔本華、尼采、費希納、陸宰的作品。這些思想家都給馬勒及其音樂造成了深遠影響。傳記作家喬納森·卡爾（Jonathan Carr）稱：“馬勒的心中不只有波希米亞樂隊的曲調、軍樂的小號進行曲、布魯克納式的大合奏（chorale）、舒伯特的奏鳴曲；里面也沖涌著哲學和形而上的問題?！?/p>

指揮生涯：1880年夏，馬勒得到了第一份專職指揮的工作：在林茨以南的一個溫泉小鎮(zhèn)里指揮當?shù)匦龅难莩?，內容全部是所謂的輕歌劇（operetta）。馬勒之所以接受這份工作，完全是因為艾普斯坦說升職空間大。1881年他來到了萊巴赫（今斯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那里的劇院雖小但資源豐富，管理者也對拓展演出內容雄心勃勃。馬勒在此處第一次指揮了整部歌?。和柕诘摹恫杌ㄅ?，此后又獻上了五十余部其它作品。六個月的合約過后，馬勒回到維也納，在卡爾劇院擔任兼職合唱指揮。

1883年1月，馬勒當上了奧洛穆克一家劇院的指揮。他后來回憶道：“我踏進劇院門檻的那一刻，感覺如同一個人正等待著上帝的震怒?！彪m然他與樂隊的關系不怎么好，在他任職期間，五部新歌劇被介紹了進來，包括比才的《卡門》，并贏得了事先對馬勒懷有惡意的媒體的好評。1883年8月，馬勒成為了卡塞爾皇家劇院的音樂總監(jiān)，不過這一頭銜掩蓋了他實際的下屬地位。雖然上司威廉·特萊伯（Wilhem Treiber）很不喜歡他，馬勒還是在令人不快的環(huán)境中大顯身手。他指導了一出自己很喜歡的歌劇，韋伯的《魔彈射手》，并在1884年6月23日指揮了自己為戲劇《薩金根的小號手》創(chuàng)作的情景音樂；這也是馬勒所作的作品第一次面向世人。

1884年1月，當時名聲斐然的指揮家彪羅來到了卡塞爾，馬勒想爭取到彪羅“永久助理”的職位未果。隨后的幾年里他與馳名的萊比錫新國家歌劇院（Neues Stadttheater）簽訂了六年的合同，從1886年開始。馬勒不愿意在卡塞爾停留，于是在1885年7月辭職，并在布拉格的新德劇院獲得助理指揮的職位。

布拉格民族主義抬頭的傾向讓新建的國家大劇院名聲大振，新德劇院受其影響，生意不景氣。馬勒的任務是推出高質量的德國歌劇演出，以挽回衰落的勢頭。他制作的莫扎特和瓦格納作品都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突出個人權威的指揮風格在同僚間產生了摩擦，尤其是與經驗更豐富的指揮路德維?！に固m斯基。

1886年馬勒離開布拉格，來到萊比錫新國家歌劇院，在此與年長的同事亞瑟·尼吉施發(fā)生了爭執(zhí)，主要是關于二人在新推出的《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四聯(lián)劇中如何分工。次年1月，尼吉施染病，使馬勒有機會掌握全權。此次演出在大眾中反響極佳，但樂團成員也埋怨馬勒的指揮過于獨裁，排練計劃過于緊湊。

在萊比錫，馬勒與作曲家卡爾·馬利亞·馮·韋伯的孫子卡爾·韋伯結為好友，同意準備一場韋伯生前未完成歌劇《三個品脫》的演出。馬勒對存留下來的草稿進行了潤色和配器，結合了韋伯其它作品中的段落，還加了一些自己創(chuàng)作的內容。1888年1月，這部作品首演，出席者包括許多歌劇院的總監(jiān)和俄羅斯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這部作品反響出色，也讓馬勒的地位有所提升。與韋伯一家的交往也使馬勒與卡爾·韋伯之妻瑪麗昂產生了一段熱烈的感情，但最終不了了之。就在這段時間，馬勒發(fā)現(xiàn)了德國民間詩集《少年魔號》（德語：Des Knaben Wunderhorn），這部詩集將在之后的十二年間深深影響馬勒的創(chuàng)作。亦有說法稱馬勒之前就了解這部詩集，因為他之前創(chuàng)作的《青年流浪之歌》就基于一首“魔號”中的詩。

1888年5月，在與歌劇院舞臺經理發(fā)生爭執(zhí)之后，馬勒辭去了在萊比錫的職位。他回到了布拉格，努力讓《三個品脫》重新上演，并同時排演彼得·科內利烏斯的喜歌劇《巴格達的理發(fā)師》（德語：Der Barbier von Bagdad》。這次短暫的停留結果是不歡而散：馬勒因為排練期間的一次大發(fā)雷霆被掃地出門。然而，經過維也納的一位好友吉多·阿德勒的引薦，馬勒的名字傳到了布達佩斯的皇家匈牙利歌劇院（即今天的匈牙利國家歌劇院）。馬勒順利通過了面試，在1888年10月重新找到了工作。

1888年馬勒來到布達佩斯時，發(fā)現(xiàn)匈牙利的民族主義者與德奧文化傳統(tǒng)的擁護者之間發(fā)生著沖突。在歌劇院，以音樂總監(jiān)桑多·厄克爾（Sandor Erkel）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往曲目單里放了關于匈牙利歷史的劇目，以及本土的民間歌劇。馬勒履職時，文化開放派占了上風。馬勒意識到雙方的立場不和，自己也謹慎行事，直到1889年才公開露面，演出的是匈牙利語版的《萊茵的黃金》和《女武神》。但還未等他將“指環(huán)”聯(lián)劇排完，保守派就提出應該增加匈牙利本土色彩的作品。為了豐富非德國的曲目，馬勒去了趟意大利，發(fā)現(xiàn)了馬斯卡尼的《鄉(xiāng)村騎士》。

1889年2月，馬勒父親逝世；不久之后馬勒的姐姐與母親先后離世。馬勒自己也深受痔瘡、偏頭痛與咽喉感染的困擾。1889年11月21日，馬勒的《第一交響曲》首演。在一系列家庭和個人健康問題的影響下，這次演出差強人意。音樂批評家在報紙上寫了長長的評論稱，聽眾被前幾個樂章激起的熱情到了終曲的時候就變成了“出聲的抗議”。馬勒在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同僚也說，正像歷史上許多指揮家一樣，馬勒并不是作曲的料，這令馬勒尤其煩惱。

1891年，匈牙利政治上右轉，也體現(xiàn)在了歌劇院的人事變動上。保守的貴族茲茨（Géza Zichy）成為馬勒的上司。馬勒此時開始與漢堡國家歌劇院交涉，并在1891年5月簽訂合同之后，辭去了在布達佩斯的職位。他在布達佩斯最后一次音樂上的勝利是一場《唐·喬望尼》的演出；當時還受到了勃拉姆斯的好評。

馬勒在漢堡的職位是首席指揮，位居總監(jiān)伯恩哈德·波爾（Bernhard Pohl）之下。不過波爾答應給馬勒相當?shù)淖杂?，前提是他能夠同時在藝術上和商業(yè)上取得成功。馬勒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他指揮的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唐懷瑟》、《齊格弗里德》都旗開得勝。另一成功是柴可夫斯基的《葉甫根尼·奧涅金》在德國的首演；作曲家本人到席后稱贊馬勒的指揮水準“令人驚異”。馬勒對排練的嚴苛也讓演奏者和歌唱家都不無牢騷，據(jù)音樂作者彼得·富蘭克林（Peter Franklin）所寫，馬勒“引發(fā)了同等憎恨和尊敬”。不過馬勒得到了漢斯·馮·彪羅的首肯；后者改變了在卡塞爾時對馬勒的指揮風格的態(tài)度，對他贊美有加。1894年，彪羅去世之后，馬勒接任他成為了全市音樂會的協(xié)調者。

1892年夏天，馬勒與漢堡的演唱者來到倫敦，參加為時六周的德國歌劇節(jié)。這是他唯一一次去英國。他指揮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讓年輕的作曲家沃恩-威廉斯激動得“兩夜無法入眠”。然而馬勒拒絕了之后類似的邀請，因為他急切地希望能把夏天用來創(chuàng)作。

這時候馬勒自己作品的演出還很罕見。1893年10月27日，馬勒指揮了《第一交響曲》的修改版。這個版本有五個樂章，并且標明為是一首小標題為“泰坦”的交響詩。這次音樂會也將一些“魔號”歌曲引介給了大眾。馬勒初次嘗到作為作曲家的成功是在1895年12月13日，《第二交響曲》在柏林首演。馬勒親自指揮；他的助手布魯諾·瓦爾特說，“馬勒作為作曲家的名聲可從那天算起。”同年，馬勒的私生活受到了沖擊：他的弟弟奧托自殺。

在漢堡，馬勒引進了許多新歌?。和柕诘摹斗ㄋ顾颉?、洪佩爾丁克的《糖果屋》，以及斯梅塔那的作品。然而他對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改編卻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并因此被迫辭職。馬勒的最終目標是進軍維也納。在一些有影響力的朋友的幫助下，他得以進入維也納宮廷歌劇院，即后來的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由于當時規(guī)定猶太教徒不得參與此職位，馬勒在1897年2月皈依羅馬天主教，并于兩個月后得到這個職位。

在等待皇帝的正式任命期間，馬勒與音樂學院前總監(jiān)的兒子約瑟夫·黑爾梅斯伯格和權威的瓦格納指揮漢斯·里希特合作。里希特事先并未被告知馬勒即將上任，因此馬勒向里希特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表達了他對前輩的尊敬之情。之后兩人雖然分歧巨大，但從未公開交惡。

帝國首都維也納近期選出了一位反猶的保守派市長卡爾·魯格。他曾宣稱：“誰是不是猶太人，由我來決定?！痹谶@樣艱險的政治環(huán)境下，馬勒需要盡早展示出他在德國文化方面的才華。1897年5月，他的首發(fā)演出，瓦格納的《羅恩格林》和莫扎特的《魔笛》，贏得了好評。之后不久馬勒因病請假數(shù)周，期間受他的姐姐賈絲廷和好友中提琴家娜塔莉·保爾列赫那的照顧。8月初馬勒趕回維也納，來為《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在維也納的首次完整演出做準備。這場演出從8月24日持續(xù)至27日，受到了樂評人的贊賞和大眾的支持。馬勒的朋友胡戈·沃爾夫告訴保爾列赫那：“我每次讀總譜的時候，都夢想著一種聲音，今天我第一次親耳聽見了夢寐以求的音響?！?/p>

1897年10月8日，馬勒正式被任命為維也納宮廷歌劇院的總監(jiān)（亦有資料將任命日期定為9月8日）。上任后的第一個制作是斯美塔那的捷克歌劇《Dalibor》，并將結尾作了改動，讓劇中的英雄主人公活了下來。這引起了維也納極端德國民族主義者的憤怒，稱他試圖與“低等的捷克民族稱兄道弟”。盡管如此，馬勒依然在任期內引進了多達33部新歌劇，并上演了55部新制作。不過其中亦非一帆風順：理查·斯特勞斯的《莎樂美》就因內容爭議，被維也納的審查者砍掉 。

1902年初，馬勒遇到了維也納分離派藝術家與設計師阿爾弗雷德·羅勒（de:Alfred Roller），并在一年后指定他為歌劇院的舞臺設計師。盡管馬勒未來的妻子阿爾瑪聲稱是自己在1902年一月在她繼父的住處將兩人介紹認識，更多的證據(jù)表明，早在1901年羅勒就與馬勒主持的宮廷歌劇院有過來往。二人的合作成果頗豐，上演了20多出廣受贊譽的制作，包括貝多芬的《菲岱里奧》、格魯克的《伊菲姬尼在奧利德》和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顿M加羅的婚禮》的演出也體現(xiàn)了馬勒在藝術上的革新，他將自己創(chuàng)作的一小段宣敘調添加到了第三幕里，冒犯了當時一些維護原著純潔的人。

雖然有這樣多成功的演出，馬勒在維也納的日子并不平順。他與演奏者、歌唱家和管理層沖突不斷，他戲劇化和專制的指揮風格也讓樂隊成員怨聲載道。1903年12月，舞臺工作人員進行了一次反抗活動，而馬勒回絕了他們提的要求，認為他們是受極端人士操縱。劇場之外，維也納社會上反猶的情緒也不曾間斷攻擊，并在1907年在媒體上發(fā)起攻勢，意圖彈劾馬勒。馬勒此時已經與歌劇院的管理者發(fā)生了不合，原因是他在自己音樂上消耗的時間過多。

在維也納期間，從1898年到1901年，馬勒還擔任了維也納愛樂樂團的指揮。1898年，樂團音樂委員會一致通過決議，選擇馬勒作為里希特的接任者。外界對此并非沒有異議，有人懷疑非德國人的馬勒是否有能力“捍衛(wèi)德國音樂”。馬勒上任后的第一個演出季，票房有顯著提高，但樂隊成員不滿馬勒改編名作的習慣，以及對他們已經爛熟的曲目增加額外排練。1899年樂團甚至要求里希特回來，最終無果。馬勒在1900年帶著樂團去參加了巴黎世博會。在巴黎的音樂會是商業(yè)上的失敗，馬勒甚至連回程路費都無法支付，不得不向銀行世家羅斯柴爾德家族借錢。1901年4月，馬勒因為自己健康狀況不佳，也厭倦了抱怨和不滿，遂辭去了指揮職位。三年間他指揮了80多部作品的演出，并推廣了一些不為人知的作曲家，比如赫爾曼·格茨、威廉·金茨爾和勞倫佐·佩羅西。

1907年，馬勒與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總監(jiān)海因里希·康里德（Heinrich Conried）開始溝通，并在6月簽訂了回報豐厚的合約，答應在紐約指揮四個演出季。同年夏季他向維也納宮廷歌劇院遞交了辭職信。馬勒執(zhí)掌歌劇院的十年間交到了很少的朋友，據(jù)說他對待音樂家就好像“馴獸師對待動物”；他離開時在告示欄上留下的信，甚至被扯下摔到地上。11月24日，馬勒在維也納進行了告別演出，曲目是他的《第二交響曲》。12月初，他離開維也納，渡海來到紐約。

馬勒在1908年1月1日第一次在大都會歌劇院亮相，指揮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用的是當時在紐約仍然奉為標準、在維也納卻早已過時的精簡版。在繁忙的第一季度演出中，馬勒的表現(xiàn)贏得了廣泛的贊譽，尤其是1908年3月20日的《菲岱里奧》。在這次演出中，他堅持要用維也納舞臺布景的復制品。同年9月19日，馬勒的《第七交響曲》在布拉格首演，據(jù)其妻阿爾瑪稱，大眾反應平平。

次年的演出季大都會歌劇院讓意大利指揮家托斯卡尼尼與馬勒分擔工作。馬勒與紐約交響樂團同臺演出了三次，這一經歷讓他對與交響樂團合作有了新的感覺，并隨后辭去了歌劇院的職務，接受了重組之后紐約愛樂樂團的指揮職務。他有時還會在大都會以客座指揮的身份演出，最后一次是1910年3月5日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1909年夏天，馬勒回到歐洲，投入到《第九交響曲》的創(chuàng)作中，并去荷蘭進行了巡演。

1909到1910的紐約愛樂樂團演出季中，馬勒奉獻了46場音樂會，但內容不是很符合大眾口味。他的第一交響曲在1909年12月16日美國首演，反響很差。演出季結束時，樂團遭到了重大經濟損失。但是1910年9月12日，馬勒的第八交響曲在慕尼黑首演（這是作曲家生前首演的最后一部作品）。傳記作家羅伯特·卡爾稱此次演出為“馬勒一生最大的成功”。不過，馬勒于不久前發(fā)現(xiàn)阿爾瑪與年輕建筑師格羅皮烏斯的一段婚外戀，讓他大受打擊，并從弗洛伊德那里尋求幫助。阿爾瑪同意一直在馬勒身旁，但沒有與格羅皮烏斯的關系依然繼續(xù)。馬勒將《第八交響曲》獻給了阿爾瑪作為愛情的示意。

作曲歷程：馬勒學生時代的習作都已不存。1879年離開大學后，馬勒一邊當鋼琴教師掙錢，一邊繼續(xù)作曲。1880年，他完成了一部康塔塔《悲傷之歌》（德語：Das klagende Lied）。這是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從中可以找到瓦格納和布魯克納的影響，但也具有馬勒獨特的元素。該作品后來被修改、縮減，于1901年首演。1884年，馬勒為《薩金根的小號手》創(chuàng)作了情景音樂。這一部作品現(xiàn)在大多遺失，但有一樂章名為“百花”后來被用到了其《第一交響曲》中。這段時期，與女高音約翰娜·里赫特的一段無果的戀情，也讓馬勒寫出了一系列愛情詩，后來成為了他的歌曲套曲《青年流浪之歌》的歌詞。

關于馬勒早年散失的作品有多種猜測。荷蘭指揮家門格爾堡認為《第一交響曲》非常成熟，不像是第一部交響作品；1938年他提出了所謂“德累斯頓檔案”，這是瑪麗昂·馮·韋伯所持有的一系列手稿?？梢钥隙ㄟ@些手稿多數(shù)在1945年德累斯頓轟炸時被毀，但依然有可能還有存留。

馬勒早期指揮生涯當中，作曲只是業(yè)余所做的事。在萊巴赫和奧洛穆克工作期間，他給理查德·連德爾的詩歌配曲，后來收入了“歌曲和詠嘆調集”里。馬勒的第一部交響聲樂套曲《青年流浪之歌》創(chuàng)作于卡塞爾，歌詞是他自己寫的，盡管其中的第一部分與《少年魔號》中的一首詩非常相近。這部作品里的元素被應用到了1888年所作的《第一交響曲》中?；谠缒曜髌返穆龢氛隆鞍倩ā保髞肀粍h除。此后他又寫了一部二十分鐘長的葬禮進行曲“死之贊”，這是此后《第二交響曲“復活”》首樂章的雛形。此后直到1891年，也就是在布達佩斯期間，馬勒的作曲僅限于對“魔號”詩歌的配樂，以及對《第一交響曲》的修改。

1893年馬勒在上奧地利地區(qū)施泰因巴赫的阿特湖邊購下了一處夏居。雖然之后居所常有變動，但是“平時指揮，夏天創(chuàng)作”的方式維持了一輩子。在少年魔號的影響下，馬勒在斯坦巴赫寫出了一系列的歌曲，以及《第二交響曲》和《第三交響曲》。

在維也納歌劇院和愛樂樂團的雙重責任讓馬勒傾注了全部的時間和精力，但1899年他又恢復了作曲。在維也納的剩下的幾年，尤其是作曲家的多產期。在結束了最后的《少年魔號》歌曲后，他開始了《第四交響曲》的創(chuàng)作；次年該作品完成。此時馬勒在奧地利克恩頓州的韋爾特湖邊的麥爾尼格（Maiernigg）附近購下了另一處作曲小屋。在這間小屋里，馬勒創(chuàng)作了被后人稱為“中期”或“后少年魔號時期”的作品：1901至1904年間，他為呂克特的十首詩配了音樂，其中的五首被稱作《呂克特之歌》，另五首則構成了《悼亡兒之歌》；1901至1905年間，馬勒在此寫作《第五》《第六》《第七》三部純器樂交響曲；1906年，馬勒在廢寢忘食的八周間完成了他宏偉的《第八交響曲》。

這段時期也見證了馬勒自己的作品頻繁演出。1899年他指揮了《第二交響曲》在維也納的首演；在1901年2月他第一次公開演出了《悲傷之歌》（修改為兩段體）；同年他在慕尼黑首演了《第四交響曲》；1902年在Krefeld進行了《第三交響曲》首次完整的演出；1904年在克隆首演《第五交響曲》；1905年1月在維也納演出了四首《呂克特之歌》和《悼亡兒之歌》；1906年在Essen首演《第六交響曲》。

1908年，馬勒從紐約回到奧地利，并建立了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作曲工作室，位于奧地利南蒂羅爾托布拉赫附近的松樹林中。在這里，他創(chuàng)作了以中國古詩德譯本為歌詞的聲樂套曲《大地之歌》。馬勒沒有將這一大型交響作品編號為交響曲，可能是為了避免所謂的“第九交響曲之咒”（貝多芬、舒伯特、布魯克納等作曲家都只創(chuàng)作了九部交響曲）。

婚姻和家庭：在維也納的第二年，馬勒買下了市區(qū)一間寬敞的公寓，并且在麥爾尼格的新作曲小屋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別墅。1901年11月，他在一次社交場合遇到了阿爾瑪·辛德勒，畫家卡爾·摩爾的繼女 。阿爾瑪一開始對馬勒并無興趣，因為當時有關于“他和每個想唱歌劇的年輕女孩的緋聞”。兩人相見時對亞歷山大·馮·策姆林斯基的一出歌劇發(fā)生了爭論，但同意第二天在歌劇院見面。此后感情進展飛快，次年3月9日，二人舉行了私人的婚禮。那時阿爾瑪已經懷有第一個孩子，女兒瑪麗亞。瑪麗亞于1902年11月3日出生；第二個女兒安娜出生于1904年。

二人的朋友對這份婚姻表示驚訝和懷疑。麥克斯·布爾克哈德把馬勒稱作“佝僂的猶太人”，配不上阿爾瑪這樣的大家閨秀。但馬勒的家人認為阿爾瑪過于輕浮，而且喜歡在年輕人面前顯示自己的迷人氣質。馬勒天生憂郁、有控制欲。他早期的戀人娜塔莉稱與他相處好像“身在一條不斷搖擺的小船上”?；楹蟛痪民R勒就讓阿爾瑪放棄對音樂的學習，因為家里只能有一個作曲家。阿爾瑪將怨氣記錄在了日記中。馬勒還要求他們的家庭生活圍繞著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和指揮工作，有時讓阿爾瑪大為光火；但他們的婚姻還是有不少充滿激情的時刻，尤其是馬勒，他曾給阿爾瑪寫過許多封熱情的信。后來馬勒去世之后，阿爾瑪將這些信件編輯、遴選，在1940年出版。

1907年夏天，馬勒疲于應付維也納反對他的聲浪，舉家來到麥爾尼格。不久兩個女兒都患上了猩紅熱和白喉。兩周后的7月12日，瑪麗亞夭折；安娜得以恢復。在這一痛苦的打擊之后，馬勒又得知自己的心臟不正常，隨后維也納的醫(yī)師證實了這一點，并建議馬勒遠離劇烈運動。對于此時疾病對馬勒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尚不清楚；在阿爾瑪筆下，這似乎是慢性的死刑，而馬勒在自己的信件中說，只要避免過度疲勞，他可以過正常的生活。然而病患確實讓馬勒的抑郁雪上加霜。1907年末，麥爾尼格的別墅關閉，從此馬勒再未去過那里。

逝世：1910年夏，馬勒完成了《第十交響曲》的柔板樂章，以及另外四個樂章的草稿，當年他已遭逢嚴重的心絞痛威脅。11月，他和阿爾瑪回到紐約，馬勒又開始籌劃指揮連續(xù)65場的演出。圣誕節(jié)期間，馬勒患上了喉痛，久治不愈。1911年2月21日，高燒的馬勒堅持要完成在卡內基音樂廳的音樂會。這是連續(xù)演出的第48場次，同時不幸地，亦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登臺演出。在臥床數(shù)周后，最終他被診斷出患有感染性心內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在沒有抗生素的時代，此病的存活率幾乎為零。他的高燒不退則是急性鏈球菌感染所造成的結果，醫(yī)生建議他到當時的細菌研究重鎮(zhèn)巴黎尋求治療。馬勒并沒有放棄希望，他依然談論著恢復演出季，并一直關注阿爾瑪創(chuàng)作的歌曲公演。4月8日，馬勒一家與長期照顧的護士乘船回到歐洲。在巴黎，馬勒的病情沒有好轉，他作出了返回家鄉(xiāng)的決定。5月11日，馬勒一行到達維也納，并于一周后病逝。 1911年5月22日，遵其生前囑咐，馬勒下葬于維也納格林清（Grinzing）墓園，阿爾瑪由于身體原因未能出席。葬禮上出現(xiàn)了許多知名人物，包括勛伯格、布魯諾·瓦爾特、克里姆特，以及許多重要歐洲歌劇院的代表。勛伯格獻上的花圈上稱他是“神圣的古斯塔夫·馬勒”。《紐約時報》報道了馬勒的死訊，稱之為“當今最為高大的音樂形象之一”，但對其交響作品的評價僅限于長度非凡這一點，并且還將其《第二交響曲》的長度夸大到了“兩小時四十分鐘”，在倫敦，《泰晤士報》稱他“在指揮方面的造詣，除里赫特之外，無人能及”，并說其交響曲“無疑是有趣的，有著現(xiàn)代樂隊獨特的豐滿音效，旋律簡樸以至粗俗”，不過表示“現(xiàn)在來評判其價值還為時過早”。

馬勒的遺孀阿爾瑪比丈夫多活了五十多年，直到1964年才去世。她在1915年與建筑師格羅皮烏斯結婚，五年后離婚。1929年又嫁給了作家維爾菲爾。1940年她出版了一本關于馬勒的回憶錄《古斯塔夫·馬勒：回憶與書信》。后世的傳記作家指責這本書蒙蔽事實，自我夸大，提供的信息很多是歪曲的。喬納森·卡爾寫道：“隨著更多的資料浮出水面，阿爾瑪?shù)幕貞涗浘陀l(fā)地顯得問題重重……她隱藏了許多馬勒寫的信件。她不是恰巧疏忽，或者采選不當，而是有意為之。”

作曲家之女安娜·馬勒是一位雕塑家，于1988年去世。1955年，國際馬勒協(xié)會在維也納創(chuàng)建，指揮家布魯諾·瓦爾特為首任主席，阿爾瑪為榮譽會員。

音樂創(chuàng)作：三個創(chuàng)作階段

不少分析家都將馬勒的創(chuàng)作生涯分成三個明顯階段：一個很長的“第一階段（早期）”，由1880年的《悲嘆之歌》到1901年“《少年魔號》時期”結束為止。在“第二階段（中期）”，創(chuàng)作更為集中，至1907年前往紐約為止。“第三階段（晚期）”較短，包括去世前的幾部哀歌式作品。

早期的主要作品是前四部交響曲、歌曲套曲《青年流浪之歌》，和一系列其它歌曲（《少年魔號》占主導地位）。在這一階段，歌曲和交響曲關系甚密切，交響作品也具有標題性。馬勒曾給其第一、第二、第三部交響曲寫下詳細的說明文字，但之后都棄而不用?！兜谒慕豁懬返臉氛乱苍袠祟}。

中期包括器樂交響曲“三部曲”（第五、第六、第七）、《呂克特之歌》、《悼亡兒之歌》、最后兩首《少年魔號》歌曲，以及（某些人看來）馬勒最后、最偉大的積極的頌歌，龐大的合唱《第八交響曲》。也有批評家，如庫克認為，《第八交響曲》介乎中期、晚期之間，獨占一位。此時馬勒放棄了明顯的標題和說明，他想寫自明的“純音樂”。中期作品中還多有“石英般堅硬的配器”。此階段的歌曲也多無民歌風味，也不再與交響曲有之前那樣明顯、緊密的聯(lián)系。

短暫的晚期包括《大地之歌》、《第九交響曲》和未完成的《第十交響曲》，這三部作品都相當個人化，代表著馬勒臨死前的感受。三部作品都安然結束，象征著奮發(fā)被消退所取代。庫克認為這些作品是對生命和世界的“充滿愛的告別”，而不是苦澀、痛心的。作曲家貝爾格認為《第九交響曲》是“馬勒寫過的最神妙的作品”。這三部作品均未在馬勒生前上演。

淵源

馬勒屬于后浪漫派作曲家，繼承了德奧音樂抒發(fā)一種靈性或哲學意義的傳統(tǒng)。他是歷史上一條線索的最后一位大師；前輩包括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瓦格納、布魯克納和勃拉姆斯。馬勒將前人實踐過的東西運用到了自己的音樂中，變化為自己的獨特特征；包括對人聲的使用，對標題的運用，以及突破傳統(tǒng)四樂章結構的嘗試等。瓦格納和布魯克納的前例，也鼓勵了馬勒擴展其作品的規(guī)模，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以致于“包括整個情感世界”。

早期的評論家認為馬勒博采千家，卻缺乏自己的風格；而庫克申辯稱，馬勒雖然進行了借鑒，但“將個人性格的痕跡烙到了每一個音符上”，并創(chuàng)作出了具有“杰出的原創(chuàng)性”的音樂。例如對于“斗爭”這一主題的表現(xiàn)，音樂評論家哈羅德·勛伯格認為，馬勒與貝多芬就大相徑庭。貝多芬的奮斗是“勇往直前、戰(zhàn)無不勝的英雄”；而馬勒的是“精神的弱者，牢騷滿腹的青年”，他“享受著自己的不幸，想讓全世界看到他的痛苦”。但勛伯格同時也表示，在他大多數(shù)交響曲中，都可以不時看到“沉思者馬勒”被“音樂家馬勒”的輝煌所升華。

體裁

除了青年時期的一些佚作之外，馬勒基本上只創(chuàng)作交響曲和歌曲，并將此二者糅合在了一起。馬勒音樂中歌曲與交響曲的結合，在庫克看來，是有機的：“他的歌曲很自然地成長為交響曲樂章”。其《第一交響曲》就已經與《孤獨旅者之歌》產生了聯(lián)系。到了之后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交響曲，與歌曲集“少年魔號”之間的這種聯(lián)系就更為顯著：《第二交響曲》第三樂章諧謔曲來源于同一時期所作的諷刺歌曲“圣安東尼給魚傳道”，第四樂章則取自歌曲“原光”。另一首歌曲“天國的生活”成為了《第三交響曲》中的要素和《第四交響曲》的內核，后者的末樂章幾乎完全是這首歌曲的翻版。

在馬勒的中晚期作品中，與歌曲的聯(lián)系不那么直接了。然而學者斯坦利·薩蒂指出，《第五交響曲》第四樂章“小柔板”以及《第六交響曲》的末樂章的素材都與《悼亡兒之歌》有聯(lián)系。馬勒的倒數(shù)第二部作品《大地之歌》，雖然名為“歌”，但形式上與交響曲無甚分別。

風格

伯恩斯坦認為，馬勒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關乎矛盾的：馬勒既是作曲家又是演奏家；既是猶太人又是基督徒；既有信仰又是懷疑論者；既天真又世故；既是波希米亞人又以維也納為家；既是浮士德式的哲學家又是東方神秘主義者。然而，主要的沖突產生于一個處于世紀之交時代的西方人和他的精神生活之間。從這一對立中產生了存在于馬勒的音樂中的那一長串數(shù)不勝數(shù)的矛盾對比——全部那些反義詞的清單。這樣的斗爭與矛盾，由兩類相對反的情感表達：上升的旋律、精致的和聲抒發(fā)了強烈的渴望，不協(xié)和、扭曲、詭異的音響則代表了苦難和絕望。

馬勒曾對西貝柳斯說過，“交響曲要像世界一樣包囊萬物?！痹谄渥髌分?，這一信條也有所體現(xiàn)：馬勒的音樂素材來源十分廣闊，鳥鳴和牛鈴象征自然與田園，喧鬧的進行曲、街頭曲調和鄉(xiāng)間舞蹈象征已經逝去的童年世界。馬勒的獨特之處還在于時常插入的“粗俗樂段”，給嚴肅的氛圍帶來了荒誕感；例如《第五交響曲》的葬禮進行曲中突然進入的流行俗曲。有時這些曲調也會變身為華麗的、莊嚴的布魯克納式高潮，并被馬勒用來象征希望，或沖突的解決。馬勒也意識到了這些特出之處，如對《第三交響曲》中諧謔曲的評價：“這是有史以來最喧鬧，也同時是最悲劇的樂章……好像大自然也開始做起鬼臉，伸出舌頭?！?/p>

庫克稱，馬勒音樂中情感的廣度來自他“精妙的配器”，這使得其音樂“不必多加分析便能自明”。另一位評論者富蘭克林概括了馬勒的基本風格：極端的音量、對幕后樂隊的運用、不合常規(guī)的樂隊編制，以及對流行音樂和民間舞蹈（如連德勒和華爾茲）的引用。音樂學家弗拉迪米爾·卡爾布西斯基（Vladimír Karbusicky）認為馬勒的猶太根基對其創(chuàng)作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他尤其指出其《第一交響曲》第三樂章詭異而滑稽的葬禮進行曲是典型的意第緒音樂。捷克作曲家麥克斯·布羅德也表示在馬勒的音樂中找到了猶太曲調和節(jié)奏。

馬勒甚常使用“漸進調性”，即交響音樂中沖突的呈現(xiàn)和解決處于不同的調上。同時期的丹麥作曲家尼爾森也使用了這種手法。在早期歌曲中，馬勒對這種手法已有所嘗試，之后的交響曲中運用更是自如。例如《第一交響曲》主要是D大調，但在末樂章開頭的巨響中轉到f小調，經過一番奮斗后，才在終曲得高潮中回歸D大調。《第五交響曲》的各樂章更是經過了升c小調—a小調—D大調—F大調—D大調的過程。《第六交響曲》的開始和結束都在a小調上，暗示沖突沒有得到解決。

影響：馬勒對后世影響相當深遠。其最初的追隨者包括勛伯格、貝爾格、韋伯恩，此三人創(chuàng)立了第二維也納樂派。馬勒的音樂也影響他們后來向無調性音樂的轉變。盡管馬勒個人反對無調性音樂，但對于勛伯格的作品以及其大膽的原創(chuàng)性，還是進行了鮮明的辯護。勛伯格的弦樂四重奏首演時，據(jù)說馬勒差點與搗亂者進行肢體沖突。此外，勛伯格的Op. 24《小夜曲》，貝爾格的《為樂隊而作的三首樂曲》和韋伯恩的《六首樂曲》中，都能找到馬勒《第七交響曲》的影響。

其它受馬勒影響的作曲家包括科普蘭、貝里奧、肖斯塔科維奇和布里頓。鋼琴家兼指揮家阿什肯納齊在談到馬勒與肖斯塔科維奇時說，二者的聯(lián)系“緊密而顯著”，他們都表現(xiàn)了“個人與丑惡世界的抗爭”。評論家米切爾（Mitchell）在關于布里頓《大提琴交響曲》首樂章的評論中強調道“這種令人眩目的透明感和配器手法，是馬勒曾精心籌劃并建立的”，并說“即使馬勒自己的音樂沒有存留，他依然在后人的繼承中得到永生”。

馬勒也影響了曾經與他共事，事業(yè)上受其助力的指揮家：布魯諾·瓦爾特與奧圖·克倫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