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bert von Karajan

中文名：赫伯特·馮·卡拉揚

外文名：Herbert Ritter von Karajan

別名：卡廚、卡帝、卡帥

國籍：奧地利

出生地：奧匈帝國薩爾斯堡

生日：1908年4月5日

逝世日期：1989年7月16日

職業(yè)：音樂指揮家

代表作：《貝多芬九大交響曲》、《理查施特勞斯作品》《勃拉姆斯交響全集》

主要成就：卡式風格

赫伯特·馮·卡拉揚，1908年4月5日－1989年7月16日)，出生于薩爾茨堡，是一位奧地利指揮家、鍵盤樂器演奏家和導演。

卡拉揚在指揮舞臺上活躍70年。他帶領過歐洲眾多頂尖的樂團，并且曾和柏林愛樂樂團有過長達34年的合作關系。他熱衷于錄音和導演，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音像資料（到1988年為止他發(fā)行超過1億張唱片約700款錄音），包括眾多的管弦樂，歌劇錄音和歌劇電影，涵括從巴洛克，到后浪漫主義歐洲作曲家，甚至部分現(xiàn)代樂派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如貝多芬的交響曲還被多次錄制。卡拉揚在音樂界享有盛譽，甚至在中文領域被人稱為“指揮帝王”。

從藝歷程：1908年4月5日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天，恩斯特夫婦再獲一子，取名為赫里伯特（Heribert Ritter von Karajan），即是后來的赫伯特。薩爾茨堡是一個有著濃郁音樂氣息的城市，莫扎特的故鄉(xiāng)，每年有名的薩爾茨堡音樂節(jié)就在此拉開帷幕。卡拉揚一家非常熱愛音樂。父親恩斯特會彈鋼琴，演奏單簧管，還經常參加莫扎特音樂學院樂團和薩爾茨堡州立劇院的各種活動。城里的音樂家都很樂意和這一家子來往。父親除了帶孩子上交響音樂會外，還時常在家里舉辦小型的音樂會。不難理解，兄弟兩人很早就接受鋼琴訓練，年長的沃爾夫岡首先學習音樂，到了1912年，赫伯特4歲時，也開始跟隨弗蘭茲·列德文卡學習鋼琴。他從8歲起就在薩爾茨堡莫扎特音樂學院學習基礎，為時10年。這音樂教育是多方面的，除了繼續(xù)跟隨弗蘭茲·列德文卡學習鋼琴外，他還在薩爾茨堡的教堂唱詩班中參加合唱，另外更是師從弗蘭茲·紹爾學習和聲。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揚作曲和室內樂的老師博爾哈德·包恩伽特勒（Bernhard Paumgartner），他很快就發(fā)現(xiàn)了卡拉揚身上的潛能，并對之顯示出父親般的關懷?？ɡ瓝P經常駕駛老師的軍用摩托車在郊野狂飆。包恩伽特勒不但誘發(fā)了卡拉揚對繪畫和雕塑的興趣，也正是他鼓勵卡拉揚后來走上指揮道路。

其實，兩位家長才是赫伯特最重要的老師。在卡拉揚的家里，兒子們要用“您”（德語：Sie，是德語中的敬稱）稱呼家長。恩斯特是一位嚴謹?shù)娜恕Ｋ刻觳叫?5分鐘上班，在路上將快要進行的手術通盤琢磨。這種作風無疑也深深地影響著日后的赫伯特，讓他養(yǎng)成事事做足準備的習慣。母親則是一位樂善好施的好人?？ɡ瓝P12歲時，一次他在爬樓梯的時候失足，從20米高處墮下，腳部關節(jié)和脊椎受傷，后遺終身，母親馬塔對之的關懷照料令人動容。

據卡拉揚的自述，他曾因自己在鋼琴方面的早熟，被人稱為“神童”，不過他從沒為這一稱號而去耗費力氣。經過5年的鋼琴課，卡拉揚終于在1917年1月27日第一次以鋼琴家身份在莫扎特紀念日里登臺演出。兩年之后的1月26日，他在老師包恩伽特勒的指揮伴奏下，以獨奏家身份演奏協(xié)奏曲。

但這些音樂方面的小成就似乎還不能讓他的雙親立下心思，讓年青的卡拉揚將來以音樂為生。母親馬塔總希望卡拉揚能當上一名銀行職員。務實的父親則曾勸他說：“我知道你有音樂方面的天分，但你總得學一些實用的技術來糊口?！睘榱隧槒母赣H的意愿，卡拉揚在1926年完成薩爾茨堡莫扎特音樂學院的學習后，即去了維也納進入維也納工業(yè)高校學習。不過他并沒有離音樂而去，而是堅持學習，所以他在研修技術的同時，還在維也納大學入讀音樂科學系和在維也納音樂與表演藝術學院學習。他在維也納跟隨新老師約瑟夫·霍夫曼學習鋼琴，還同時向亞歷山大·溫德爾（Alexander Wunderer）和弗朗茲·紹克第一次學習他日后的職業(yè)：指揮。年輕的卡拉揚當時具有一個鋼琴演奏家的一切音樂才能。不過后來，一如羅伯特·舒曼，卡拉揚手指的腱鞘嚴重受傷，即使他本人作了一些荒誕的嘗試以使之痊愈，也沒見好轉，這讓他不得不在通往鋼琴家的路上止步，而將之轉到指揮的前途上。

亞歷山大·溫德爾在維也納音樂生活中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作為老師，他就未必勝任?？ɡ瓝P對指揮的知識主要不是來自于老師，而是職業(yè)實踐本身。但卡拉揚在維也納卻學到了很重要的東西，歌劇劇目和更難得的—當時維也納的頂尖歌劇表演：當時卡拉揚并沒有什么機會指揮樂隊進行實踐，卻和同學想到辦法來打發(fā)時間?？ɡ瓝P對此說道：

我們之間類似成立一個了俱樂部，經常跑到國家歌劇院，揣著站票去看指揮家指揮。我有一個同學，家境好，家里有兩臺鋼琴。我們就在國家歌劇院上演歌劇之前先去他家通覽整部歌劇，兩人演奏鋼琴，一個演獨唱角色，一個代合唱，還有一個指揮。演練好后，我們再去聽歌劇演出。劇后聚在一起，喝著啤酒對剛才的演出的質量大發(fā)一通牢騷。

不過，卡拉揚話里的負面用詞應不能被當真。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在1920年代正值其黃金時代，人才輩出。當時歐洲老一輩的指揮大師齊聚該處：富特文格勒，克萊門斯·克勞斯，理查·斯特勞斯，托斯卡尼尼和布努諾·瓦爾特。而在演唱家列表中則赫然可見如下名字：綠蒂·李曼（Lotte Lehmann），瑪麗婭·耶里查（Maria Jeritza），理查·馬（Richard Mayr），阿爾弗·耶格（Alfred Jerger）和伊麗莎白·雷特伯格（Elisabeth Rethberg）。

1928年12月17日，卡拉揚迎來了自己的第一次指揮登場，指揮學院樂隊演奏羅西尼歌劇《威廉·退爾》的序曲。但是他可能意識到，當時毫無名氣的他在維也納很難找到工作，于是他決定回去薩爾茨堡一試。過了一個多月，為了展示自己的才能，這位年輕的指揮家在家鄉(xiāng)作了自己的公開亮相，他延請并指揮了莫扎特音樂學院樂團，曲目是施特勞斯的《唐璜》和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演出很成功，并且，卡拉揚為自己贏得了機會—烏爾姆市立劇院的經理邀請他到自己的劇院試奏。經理在再聽過卡拉揚的指揮后，決定聘任這位年輕人在劇院指揮歌劇，月薪約為20美元。當時卡拉揚跟經理說道，自己并未指揮過任何歌劇，要接受這工作他得先研究一下。經理回答得很簡單：“沒問題，你過來研究就行了?！庇谑?，烏爾姆之職成為了卡拉揚指揮事業(yè)的正式起點。

烏爾姆市立劇院并不是一座大劇院。應付小歌劇時，樂隊只排出17人的編制，就是正式的歌劇，樂隊也只是在此基礎上增加4人。舞臺比一個大房間大不了多少。設施簡陋，人手不足，卡拉揚要參與歌劇制作的方方面面，甚至要自己去拉帷幕。但此正是用武之地，而多年之后，卡拉揚還是非常懷念這段日子，認為烏爾姆正是自己成長的好地方。

到任后的卡拉揚，稍事適應后立刻著手工作。他并沒讓人失望，3月2日就制作了他自己平生的第一部歌?。耗氐摹顿M加羅的婚禮》。在烏爾姆這個小舞臺上，他能上演瓦格納的《紐倫堡的名歌手》，一年間他可以為當?shù)赜^眾上演六部不同的歌劇，并且為下一年研習另外六部。當然，他也會舉辦音樂會，甚至在莫扎特d小調鋼琴協(xié)奏曲中彈上一曲。夏天，他會回到家鄉(xiāng)演出，例如在1929年4月19日，他就另在薩爾茨堡節(jié)慶劇院里指揮了理查·施特勞斯的獨幕歌劇《莎樂美》。另外他也會到音樂節(jié)協(xié)助排練。在音樂節(jié)那里，卡拉揚受到雙重洗禮：在歌劇制作方面，麥西·雷恩哈德（Max Reinhardt）為他展示了舞臺的魅力。而托斯卡尼尼，則讓卡拉揚知道了，不同的音樂處理，能讓同樣的音樂產生出如何不同的效果。托氏的魅力對卡拉揚來說是沒法可擋的。只要托斯卡尼尼來歐洲登臺或是排練，卡拉揚只要能到（比如從薩爾茨堡騎自行車越250里到拜魯伊特），他都會一課不缺地次次捧場。

在1929年，卡拉揚接受母校莫扎特音樂學院邀請，擔任其國際基金會夏季課程指導。而在烏爾姆方面，雖然其條件像上面說到的受到限制，但卡拉揚還是忠心地留在那里。因為當時德國正一步步陷入危機之中，失業(yè)率高踞，卡拉揚當時不見得有多大希望在烏爾姆之外的地方覓得新任?？墒?，在烏爾姆5年之后，卡拉揚還是離開了烏爾姆，并不是完全出于他的自愿，而是劇院解雇了他。經理解雇他的理由很耐人尋味，他認為卡拉揚龍非池中物，長久的被鎖在烏爾姆并不能讓他進一步有所成：

您在我眼前工作了足足五年。您現(xiàn)在是更優(yōu)秀更成熟了。我們這里是小城一座，在這里工作的人出不了頭。而客座指揮又不是常事。您頗有滯足于此之虞。據我看，您能成大器，而我們下一年也不會再聘任您了。您目前得迷茫和消沉一下了。

長遠來看，卡拉揚確實應感謝劇院經理這一猛烈舉措。但短期來看，失業(yè)卻是很可怕的，這意味著當時25歲的卡拉揚流落街頭，就業(yè)機會渺茫，在新的工作崗位被發(fā)現(xiàn)之前，他要渡過多個半饑的無眠之夜。

1933年納粹黨上臺，德國音樂人才急劇衰減。就在那一年，布魯諾·華爾特，克倫佩勒，埃里?！た巳R伯，弗里茲·布什被迫離開德國。有著猶太血統(tǒng)的作曲家作品被禁，馬勒或是勛伯格都在此列。而欣德米特的歌劇《畫家馬蒂斯》被禁，富特文格勒為此大鬧納粹，辭去了其身上所有的終身職務，以47歲的年紀暫時退休。

而在這些大事發(fā)生不久之后的1934年，卡拉揚得到了一個重要的職位—亞琛市立劇院音樂會指揮和歌劇總監(jiān)。這個劇院比烏爾姆的高一個檔次，樂團有70多人，合唱隊300人，而且?guī)ьI合唱隊的正是日后揚名合唱界的威廉·匹茲（Wilhelm Pitz）。以這樣的人員，卡拉揚迫不及待地上演了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而亞琛也是卡拉揚到柏林和維也納的跳板。1934年8月21日，他在私人晚會上首次與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合作，演奏了德彪西和拉威爾的作品。到了1935年4月12日 ，卡拉揚更是被任命為亞琛市立劇院音樂總監(jiān)?？ɡ瓝P以他當時27歲的年紀，成為了德國最年輕的音樂總監(jiān)。但是，卡拉揚得作出一項妥協(xié)：加入納粹黨。

根據瓦爾特·萊格的評論，卡拉揚不諳政事，只要針不到肉，他也懶得去理政壇上的風風雨雨。而在烏爾姆時他就曾給人不關心政治時局的感覺。但1933年之后德國的形勢和此時的飯碗問題，使得卡拉揚作出決定，成為納粹黨員，就是德語中所謂的“Pg”（德語Parteigenosse的簡稱）。

卡拉揚從不否認自己曾經是納粹黨成員。但是卡拉揚與納粹黨之間的關系，更確切地說是他的入黨時間，帶有歷史的迷霧。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經后人發(fā)掘出來的證據與卡拉揚的自白之間有出入。根據一些戰(zhàn)后納粹留下來的文件，有人認為卡拉揚申請入黨的時間是1933年4月8日。但卡拉揚卻非?？隙ǖ卣f，自己是在1935年才入黨，并且以1933年的黨證上并沒有他的簽名為理據進行反駁。當然，支持卡拉揚的聲音是有的?？ɡ瓝P對自己入黨日期是于1935年所表現(xiàn)出的強硬態(tài)度，可能是要避免旁人對其入黨動機所作出負面的猜測。

雖然當時德國在政治上極端壓抑，第三帝國的文化生活卻是非常豐富的。具有“黨員”身份的藝術家，其工作條件非常優(yōu)越。而納粹黨頭頭對藝術也顯得十分闊綽?？ɡ瓝P和富特文格勒一樣，在帝國內不斷地指揮音樂會。到了后來，卡拉揚在由赫爾曼·戈林掌管的柏林國家歌劇院（Staatsoper Unter den Linden）工作，后者給與了卡拉揚極大的自由度。

1937年6月1日，卡拉揚受布努諾·瓦爾特之邀，首次到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指揮，劇目是瓦格納的《特里士坦與伊索爾德》。這是一場令人矚目的勝利。但卡拉揚也領略到了維也納歌劇院的艱難工作條件：大排練被取消，小排練里主角們唱兩句就要離去辦點私事。日后的1956到1964年，卡拉揚會更真切地體會到這些難處。而同在1937年，卡拉揚被邀請去指揮一支柏林的管弦樂團，但卡拉揚拒絕了，因為樂隊不能給他任何時間去排練。不過很快，到了1938年，樂隊就同意了卡拉揚的要求，先排練再演出。于是卡拉揚就在4月8日，首次和這支樂隊合作，指揮了莫扎特《“哈夫納”交響曲》（“Haffner”，亦即第35號交響曲），拉威爾第2號達夫妮與克勞伊組曲和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而這支樂團，就是日后和卡拉揚合作35年的柏林愛樂樂團。

而在個人方面，卡拉揚在1938年7月26日與亞琛輕歌劇首席女歌手艾米·霍格羅夫結婚，兩人在亞琛附近的樹林里擁有一座房子。但是卡拉揚關注得更多的是其事業(yè)。而霍格羅夫與戈林夫人的友好關系幫助了卡拉揚進軍柏林。1938年9月30日他得到了在柏林國家歌劇院指揮的機會，劇目是貝多芬的《費德里奧》。而到了10月21日，是卡拉揚的勝利時刻。他指揮的《特里士坦與伊索爾德》引起國際轟動。柏林音樂評論家范·德·努爾（van der Nuell）稱之為“神奇的卡拉揚”（das Wunder Karajan），非但如此，他還添油加醋地寫上，“一些老指揮家”應該向這位年輕人學習一點什么。這里的“老指揮家”很明顯就是針對富特文格勒。這“神奇的卡拉揚”稱號和挑釁的口吻引來了富特文格勒的抗議，并且成為了富特文格勒與卡拉揚長時間對立的開端。后來在富特文格勒非納粹化過程中一些資料除塵，指出范·德·努爾只是為當時納粹中反富特文格勒陣營所迫，而寫出這種評論的。

不管有沒有范·德·努爾的評論，卡拉揚開始在柏林揚名。雖然他被富特文格勒掌管下的柏林愛樂拒之門外，但是卡拉揚還是成功在柏林立足，他在1939年11月同時接受了柏林國家歌劇院樂隊長和普魯士國家樂團音樂會指導兩職。他還在1940年2月18日于理查·施特勞斯面前上演了其歌劇《厄勒克特拉》，并得到作曲家的首肯。卡拉揚也到過被占領的巴黎演出瓦格納的作品。而且其錄音生涯也即將開始，他與德國唱片公司簽下第一份合約期至1943年。卡拉揚的第一個正式錄音，是指揮柏林國立樂團演繹莫扎特的魔笛序曲（這些早期錄音為DG公司近期結集發(fā)行）。移師柏林后，卡拉揚和霍格羅夫之間不穩(wěn)定的夫妻關系最終破裂。不過很快到了1942年，卡拉揚便與另一位女士安妮塔·居特曼（Anita Gütermann）結婚。而新婚10天后，卡拉揚宣告退黨，這可能與其新妻祖父是猶太人有關。碰巧的是，卡拉揚亞琛和柏林兩地的合約過期。這一退黨舉動使卡拉揚又一次失業(yè)，成為政府和納粹眼中的“不受歡迎的人”（拉丁語：Persona non grata）。希特勒曾因卡拉揚一次《紐倫堡的名歌手》的敗演而極其不滿，加上他認為富特文格勒是指揮界唯一的國際巨星。所以綜合起來，只要納粹一日當政，卡拉揚就毫無就業(yè)的希望。比如當卡爾·伯姆（Karl B?hm）離開德雷斯頓歌劇院時，卡拉揚的續(xù)任申請竟然是被希特勒本人的命令所駁回。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1945年結束，但盟軍對其前納粹黨員的身份要進行調查，再加上富特文格勒的阻撓，卡拉揚的半退休狀態(tài)似還沒有盡頭。他被禁止在德國和奧地利演出。不過有一次例外：1946年1月12日卡拉揚在維也納愛樂之友協(xié)會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本來他還被邀請去指揮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和理查·施特勞斯的《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又譯：薔薇騎士），但演出就在最后一刻在蘇聯(lián)方面的堅持下被迫取消。這段時間可謂是卡拉揚最灰暗的日子。在占領區(qū)受審期間，他曾被亨利·阿特（Henry Alter）要求在四周內禁止離開維也納。但卡拉揚說道，自己在這未來四周沒東西吃。最后阿特給他送去五公斤馬鈴薯以助其度日。后來兩人在芝加哥再次相遇，一起共進午餐，當阿特要買單時，卡拉揚將帳單接過，說道：“這次是我的。您那時可是給我送去了五公斤馬鈴薯啊。”

幸好此時卡拉揚得到了兩個人的幫助，走出了困境，成功復出。一位是華爾特·李格（Walter Legge），當時英國EMI公司的古典音樂唱片制作人。另一位則是卡拉揚的導師和好友，指揮家維克多·德·薩巴塔（Victor De Sabata）。李格是因為偶然聽了卡拉揚戰(zhàn)時錄音：約翰·施特勞斯的《蝙蝠》序曲，暗暗奇之，遂決定讓卡拉揚與EMI簽約并盡力為其錄音活動去取得官方許可。他奔走游說，成功地令有關當局放寬了對卡拉揚的演出限制。而薩巴塔則是意大利元老級指揮之一，他早在1939年就預言似地評價過卡拉揚：

記住我的話吧：這個人將會在往后25年里給音樂世界留下他自己的銘記。

1947年10到12月，卡拉揚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為EMI錄制了貝多芬《第八交響曲》和《第九交響曲》（后者的合唱部分由維也納歌唱協(xié)會合唱團 （Wiener Singverein）擔任，該合唱團于當年10月第一次與卡拉揚合作），還有舒伯特的《第九交響曲》和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Das deutsche Requiem）。

非納粹化后的卡拉揚，很快就成為了歐洲音樂生活的中堅力量之一。1948年行程緊密?？ɡ瓝P不但開始了與盧塞恩國際音樂節(jié)的合作（兩者的合作關系持續(xù)到1988年，1960年除外），還參加了當年的薩爾茨堡音樂節(jié)，包括格魯克的《奧菲歐與埃雨迪克》，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還有兩場音樂會，曲目分別是海頓，理查·施特勞斯，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而任職方面，他一方面接受了維也納歌唱協(xié)會終身藝術指導和維也納交響樂團（Wiener Symphoniker）首席指揮兩職，并將它們訓練成一流的音樂團體。而另一方面在倫敦，他則與由李格組隊的愛樂管弦樂團（the Philharmonia）緊密合作，并在接下的幾年陸續(xù)制作了一系列名盤，如和鋼琴家李帕蒂合作錄制舒曼的鋼琴協(xié)奏曲，和圓號手丹尼斯·布萊恩（Dennis Brain）錄制了莫扎特的圓號協(xié)奏曲，和李格的夫人伊麗莎白·施瓦茲科普夫錄制的一系列歌?。骸厄稹?，《法斯塔夫》，《漢塞爾與格蕾太爾》，《阿里阿德涅在納克索斯》和《玫瑰騎士》，還有他自己的第一套貝多芬交響曲全集。1952年，他帶領了這支樂隊做了第一次歐洲大陸之行。

而從1949年起，卡拉揚開始經常與米蘭斯卡拉歌劇院合作，并成為其德國演出季的指導?？ɡ瓝P對歌劇制作細致入微，排練數(shù)以月計。所以在那里他雖然每年只將一到兩部歌劇搬上舞臺，但卻是部部精彩。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揚在此曾與有著“歌劇女神”之稱的瑪麗亞·卡拉斯數(shù)度合作，如1954年有名的《拉美摩爾的路契亞》，并且為EMI留下了諸如《游唱詩人》，《蝴蝶夫人》等歌劇的錄音。

1949年，卡拉揚再度在薩爾茨堡音樂節(jié)上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和維也納音樂之友協(xié)會歌唱協(xié)會合唱團演奏威爾第和貝多芬的作品。不單是他故鄉(xiāng)的音樂節(jié)，就是拜魯伊特也向卡拉揚招手。1951年，這個幾度風霜的瓦格納音樂節(jié)戰(zhàn)后重開。該年的音樂節(jié)是一次名副其實的盛事。華格納的兩位孫子維蘭·瓦格納和沃爾夫岡·瓦格納首次上任制作。各地有名的華格納歌手齊集一堂?？{匹茲布什為觀眾展現(xiàn)了他對瓦格納作品詮釋的獨特魅力—《珀西法爾》。而富特文格勒也到場指揮了一次令后世難忘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而卡拉揚作為后輩，則在7月27日的音樂節(jié)開幕當晚指揮了《紐倫堡的名歌手》全劇，以及和卡納匹茲布什攜手指揮了《戒指》。次年，卡拉揚再度登臺拜魯依特，指揮了《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這兩次登臺，皆有錄音，而且深得好評。其中《紐倫堡的名歌手》和《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的演繹甚至被奉為卡拉揚所有詮釋之最佳。但是就在這兩次成功的演出之后，卡拉揚就再也沒有重登拜魯伊特的舞臺。

臨危受命

戰(zhàn)后的柏林愛樂幾經危機，除了樂隊本身需要重建，人員要添補外，首席指揮問題始終需要解決，先是首席指揮里奧·波查德（Leo Borchard）被占領區(qū)士兵誤殺，后來由年輕的切利比達奇（Sergiu Celibidache）短暫接掌。1947年富特文格勒歸來，但在種種內外因素的作用下，他要一直待到1952年才下定決心出任樂團首席指揮一職。但此時的富特文格勒已經力不從心。他的耳聾日漸嚴重，他需要西門子公司為指揮臺安裝線路設備，以便聽到樂隊的聲音。而且富特文格勒人緣欠佳，與其他指揮以及樂隊成員的關系都比較緊張。早在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肺炎逝世前，柏林愛樂樂團就要考慮其繼任人問題，而候選人都是當時指揮界的能人：樂團的首席客席指揮切利比達奇、克路易坦、約胡姆、舒里希特，還有卡拉揚。

富特文格勒在1948年重返舞臺，同時也意味著卡拉揚一直在維也納，柏林和薩爾茨堡這些音樂重鎮(zhèn)之前不得正門而入，加上卡拉揚身系繁忙的任務，所以他只得零星的機會與柏林愛樂樂團接觸。富特文格勒還曾致信柏林愛樂樂團委員會：

我只對一位同僚有異議，不錯就是卡拉揚。他在柏林與你們合作指揮，我當然無話可說。但是如果要他帶領樂隊巡回演出，我則認為不妥。樂團與一位指揮一同出游，無疑就是進一步合作的開端。而這種問題，不能單憑某一位指揮的票房號召力去考慮，而且要看樂團和指揮的關系如何來決定。與一些媒體的報道相反，我對卡拉揚毫無敵意，而且我怎可能會有呢？可惜的是，敵意來自他那邊。由于他的阻撓，我不能在維也納與維也納愛樂樂團一度，在已經安排好的巴赫音樂節(jié)上與合唱團演出音樂之友協(xié)會的《馬太受難曲》。而協(xié)會則聽從了他的號令，因為這等大型的巴赫音樂節(jié)要靠他才能成行。為EMI物色錄音人員的瓦爾特·李格兩邊都不能得罪，他曾說：很不幸，從1946年到富特文格勒逝世，我一直在富特文格勒博士和馮·卡拉揚之間當首席和事佬。在那段日子，卡拉揚奉守斯多噶派原則，低聲忍受，可成模范。就是他的密友也未曾聽得他的一句怨言。他對此作過的唯一評論就是‘那位老人家是自作自受。但他倒是教會了我，要想長享尊崇，就得提攜扶持自己的同僚?！F(xiàn)在正是做著他所說的。

到了1953—54年，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合作日益頻繁，他們不但錄制了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還共同出席節(jié)日周音樂會（Festwochenkonzert）。這些演出得到了當時樂評家的熱烈贊賞。例如樂評人維爾納·奧爾曼（Werner Oehlmann）寫道：正是在這些未被傳統(tǒng)硬化的作品中可看出卡拉揚的指揮風格：巨細無遺而又原創(chuàng)十足，都能從這神秘清晰的音畫中被體現(xiàn)出來。愛樂樂團在神奇的帶領下進入了全新的藝術風格之中 。

經過這短期的磨合，卡拉揚的繼任只是時間問題。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逝世，正是柏林愛樂美國之行的前夕。當時卡拉揚正在羅馬一所酒店里。他的秘書給他遞上一封來自維也納發(fā)出的匿名電報，上書“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法語：老王駕崩，新主萬歲。）就在第二天，柏林愛樂樂團經理格哈德·馮·韋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就立刻打電話給卡拉揚，請后者出任樂團首席指揮一職。韋斯特曼打這個電話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紐約負責樂團訪美事務的有關方面致電他道：除非卡拉揚指揮，否則樂隊的旅美之行，免談。

至于卡拉揚方面，這支樂團正是他日思夜想要擁有的。他曾說：我一定要得到這支樂團，因為他的素質讓我著迷，而且我也知道，和這支樂團一起我將能有什么樣成就。我要一份終身合同，理由只有一個：我要在這支樂團身上花很多時間，以求他能與我最終同心同德。我不能讓一個新來的議員說著說著就結束我倆的合作關系。我必須承認，這支樂團通過幾十年的成長，正是成長為我夢寐以求的樣子。

不過當時他還有斯卡拉的合約在身。為此卡拉揚與他的朋友兼老板吉永高利（Ghiringhelli）進行了一次面談，后者很清楚柏林愛樂的職位對卡拉揚的意義，很爽快地同意了卡拉揚的跳槽。

另一方面，柏林愛樂樂團的成員也投票通過了對卡拉揚的任命，意味著卡拉揚將帶領樂團旅美。不過卡拉揚在這時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任命文書要在出發(fā)之前面交到他的手上并且其任命要得到官方確認。韋斯特曼的后繼人沃爾夫岡·斯特斯曼（Wolfgang Stresemann）回憶道：

哪有什么任命文書？柏林愛樂樂團是柏林的一個機構，歸柏林政府管理。因此卡拉揚的任命需要由負責該方面事務的議員提布提烏斯（Tiburtius）連同另外兩位議員一同向政府遞交，并得到后者通過才行，這都是數(shù)以周計的。這并非是有人作祟，而是柏林政府的官僚作風效率不高，再快也只能是“很快的柔板”（Molto adagio）?？ɡ瓝P天生就信不得人，總是在我面前，還有一次是在好心的提布提烏斯議員和我面前表示，懷疑政府在使緩兵之計，要看他旅美是否成功再作決定。危機終于出現(xiàn)。卡拉揚到了恩斯特·萊特（Ernst Reuter）那邊并威脅到要拒絕北美之行。最后雙方達成了一項讓卡拉揚點頭的協(xié)議，合約簽字要在北美巡回之后，不過在出發(fā)前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布提烏斯會當眾向卡拉揚問道，他是否愿意繼富特文格勒之任?？ɡ瓝P“萬般樂意”地接受了任命，然后與愛樂樂團踏上美國之途。其實卡拉揚的合約是在1956年4月才生效的！合約在24日經提布提烏斯，25日卡拉揚和26日財政議員哈斯簽字。。

1955年初，這對新組合踏上了前往新大陸的航班。該次出行贊助人就是西德總理阿登納。不過就在樂團和卡拉揚到達紐約約翰·肯尼迪國際機場的前一周，一陣反對的浪潮差一點就扼殺了這一次巡美演出。美國音樂家聯(lián)盟和“地方802”（Local 802）在2月20日《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名曰《音樂家反對納粹帶領的柏林樂團在此舉行的音樂會》。其實從2月8日到27日樂團正式在華盛頓拉開訪美帷幕這段時間內，紐約時報幾乎天天報道反對卡拉揚戰(zhàn)時納粹身份的抗議聲音。韋斯特曼在“地方802”文章刊出后一天聲明，自己與卡拉揚雖然的確加入過納粹黨，但只是純粹地為了在當時能繼續(xù)工作下去。雖然這聲明更多的是煽動了反對派的氣焰。不過這些反對最終還是未能成功，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次巡回是由西德政府出資的。

2月25日樂團抵達美國，一切平靜?？ɡ瓝P對此一切只是做了一簡短的聲明：“我不談政治，我只是作為一位音樂家來到這里。”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在接下來的6個星期以其聲音打動了美國聽眾和樂評界。他們分別在華盛頓，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辛辛那提和巴爾的摩等城市演出。樂評總體來說是正面的。而抗議的聲音則在紐約演出之時到達高潮，卡內基門外有人抗議，還有人放飛帶有反對標語的鴿子。但即使這樣，演出的進行也沒有受到影響。

這次美國之行，是一次真真正正的試用期?？ɡ瓝P要向三方面交答卷：一是觀眾和樂評人，二是柏林愛樂樂團，三是西德政府。不但是藝術方面，卡拉揚還必須在道德和政治方面要表現(xiàn)成熟（例如在美國時言行是否得體，是否會被反對聲音打壓下去），才能顯示自己可勝任柏林愛樂首席一職?？ɡ瓝P不負眾望，早在3月5日卡拉揚一行還在匹茲堡逗留時，就已傳出樂團大部分成員投票贊成卡拉揚成為他們第四任常任指揮的消息。而等到他和樂團返德之后幾天，其任命被柏林政府確認?？ɡ瓝P再一次被問道，他是否愿意繼承富特文格勒衣缽，帶領柏林愛樂樂團。他回答道：“萬分歡喜地接受?！庇谑?，柏林愛樂的權杖歷經漢斯·馮·彪羅，尼基什和富特文格勒，終于傳到卡拉揚手上。

歐洲音樂總指導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揚在歐洲炙手可熱。他先是出任了薩爾茨堡音樂節(jié)藝術指導，歷時4年。在1957年，除了率領柏林愛樂樂團首次訪問日本之外，他還接受聘任成為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藝術指導，以一改這座歷史悠久的歌劇院頹落之勢。在他身上的職稱還有：1967年成為柏林愛樂樂團終身指揮，維也納歌唱協(xié)會終身指導，米蘭斯卡拉歌劇院首席指揮之一，1969到1971年繼去世的查爾斯·孟許（Charles Munch）擔任巴黎管弦樂團音樂顧問。

卡拉揚在1958年第三次成婚，對象是一位法國女士—愛利特·毛瑞特。愛利特曾經當過時裝模特，后來成為一位畫家。她有著極強的社交能力，雖然她聲稱自己不懂音樂，但是她無疑在丈夫身邊扮演著極重要的統(tǒng)籌角色。她與卡拉揚出色的私人秘書安德雷·馮·馬通尼（André von Mattoni）一道負責了卡拉揚許多音樂以外的事務，讓卡拉揚可以更專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指揮事業(yè)里。夫妻兩人分別育有兩女：1960年6月25日出生的伊莎貝拉和1964年1月2日出生的阿拉貝爾。維也納愛樂樂團和柏林愛樂樂團則分別是她們的監(jiān)護人。而她們的保姆，正是卡拉揚的首任太太艾米·霍格羅夫。

1959年，卡拉揚除了和維也納愛樂在59年秋季巡回印度，菲律賓，香港和美國等地演出外，還再次為DG公司錄音，和柏林愛樂樂團制作出自己第一張立體聲唱片，理查德·施特勞斯的《英雄生涯》，這同時也標志著柏林愛樂，卡拉揚和德國唱片公司鐵三角長時間的合作的開始。當時的卡拉揚雖然與EMI有錄音合約在身，但是柏林愛樂卻與德國唱片公司簽下過合同。因此合約需要進行修改，使得這對組合能同時為兩家品牌錄音。在EMI旗下卡拉揚的錄音活動后來一直持續(xù)到1984年，并錄制了不少歌劇，另外還有一些不曾為DG錄制過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交響曲全集。

有了柏林愛樂和大唱片公司作后盾，卡拉揚就開始有計劃大規(guī)模地錄制古典音樂世界里的管弦樂作品。不過，1959到61這三年間，他只是很謹慎地錄制了一些管弦樂炫技曲（Showpieces），例如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安東尼·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中的幾首，還有德里布和肖邦的一些舞曲，不過這些錄音一朝制成，即成經典。到了61年末，卡拉揚終于開始有大行動，為DG公司錄制樂圣貝多芬的全套交響曲，并在62年完成，即俗稱的“紅卡”。時至今天，縱然市場上有著難以勝數(shù)的貝多芬交響曲全套，但是這套錄音依然光彩奪目，飽受贊賞。其實，卡拉揚早在接手柏林愛樂樂團時，就已經開始準備這套錄音制作。在第一次美國之行前夕，他就排演了《第五》?！兜谄咛枴匪?5到59年上演過三次。到了開錄前，除了《第二》和《第八》，他已將其他交響曲在音樂會上過了最少一遍。

以同樣的精心準備，卡拉揚和樂團在63，64年還錄制了勃拉姆斯的交響曲全集，巴赫的《勃蘭登堡協(xié)奏曲》。而柏林愛樂樂團終于在1963年10月15日迎來了自己的家—柏林愛樂大廳。這座大廳是應卡拉揚的技術標準而建成的。一如瓦格納為拜魯伊特節(jié)慶劇院在開幕之際所做的一樣，卡拉揚指揮樂團演奏了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以示喜慶。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卡拉揚對上一次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指揮是1937年的事，不過他在當時可能已經領略過歌劇院的一些惡習，例如排練時間不足。而到了他再次在50年代中接手這所歌劇院時，這座歌劇殿堂正陷入其歷史的最低谷：紀律可有可無，劇目沉悶，指揮低檔，演唱低劣。

卡拉揚認為，歌劇院之所以衰落，是因為其奉行的歌劇院演出季制度（stagione system）所致。簽約的歌手，不管他是德國人，法國人還是意大利人，要出演這整一季的所有劇目。相比之下，很多歌劇院已實行了新的制度，歌手可以自由往來各歌劇院，唱自己最熟悉的角色，演出質量當然有所保證，加之當時唱片工業(yè)已經崛起，立體聲唱片的黎明已顯，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受到的沖擊可想而知。

所以卡拉揚在開始指揮他任內第一部歌劇之前，先花了數(shù)以月計的時間整治歌劇院。他做出的改革頗具爭議。首先他憑借自己的影響力，連接了米蘭斯卡拉歌劇院與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這樣不但歌手可以往來交換，而且歌劇的制作也可以搬來搬去。另外，他還將薩爾茨堡音樂節(jié)的制作轉到維也納露面。他認為這樣做可以節(jié)省成本。還有他致力于讓一些優(yōu)秀的指揮家與劇院簽短期合約，摒棄二流的樂隊長。 整頓完之后，卡拉揚終于讓維也納觀眾領略了兩場演出，瓦格納的女武神和意大利風味的《奧賽羅》。后者題頭角色奧賽羅由有著“黃金小號”之稱的馬里奧·德·莫納科演唱，女主角則是意大利美聲唱法的代表人物苔巴爾蒂。原班人馬還為DECCA公司錄下錄音。接下來，他陸續(xù)將指環(huán)余部，《珀西法爾》，《珀西法爾》，《費德里奧》，《沒有影子的女人》和《佩麗阿斯與梅利桑德》搬上舞臺。這些制作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卡拉揚的指揮從沒受到質疑，而且他各方面的準備細致認真，得到很多評論員的認可，歌劇院再一次獲得國際聲譽。

但是，卡拉揚只是作為一位指揮家獲得了成功，而作為“藝術指導”，他則是失敗的。首先卡拉揚身上任命繁多，長時間不在維也納。當他不在維也納的時候，歌劇院演出水準驟降。在招攬指揮方面，他也沒有多大的建樹，不過這也可能與歌劇院提供的排練時間不足有關。

1961年秋，歌劇院技術組罷工，卡拉揚以辭職支持。政府做出讓步，不過要求為他加添一名共同指導，以求歌劇院管理的穩(wěn)定。第一位共同指導是當時斯圖加特歌劇院的老板華爾特·施夫（Walter Schaefer）。不過，狀況并沒改善，卡拉揚繼續(xù)是長期離守，施夫在斯圖加特脫不得身。歌劇院原來只有一位長期缺席的指導，現(xiàn)在則有了一對。到了后來，施夫決定63-64年度留守斯圖加特，這樣只得找上另外一人。新的指導名叫艾宮·希爾伯特（Egon Hilbert）。

希爾伯特和卡拉揚可謂相沖相克，兩個人從一開始就摩擦不斷。他們先是因為制作《波希米亞人》過程中的一些細節(jié)鬧矛盾。再是在人事方面的問題，卡拉揚的演出排期還有變動等事宜，希爾伯特都有過單方面行動，引來卡拉揚嚴重的不滿。

卡拉揚無力一口氣應付來自政府，共同指導和自身職責多方面的壓力，他決定在1964年辭職。同時，他也結束了與錄音公司DECCA的合同。除了上述的《奧賽羅》之外，這家以強烈的錄音動態(tài)效果著稱的公司還為卡拉揚和維也納愛樂樂團錄制了《阿依達》，《蝙蝠》和《托斯卡》，一系列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的交響曲以及理查·施特勞斯的音詩。不過話雖如此，卡拉揚在緊接著的1965年，就為DECCA錄制了薩爾茨堡音樂節(jié)上的劇目《鮑里斯·戈東諾夫》。兩者還在73和74年再次碰頭，與帕瓦羅蒂以及弗雷尼錄制了《波希米亞人》和《蝴蝶夫人》，和一版《費加羅的婚禮》。

自己的樂團，自己的音樂節(jié)

雖然卡拉揚在1955年就了接掌柏林愛樂樂團，但其實那時候的他是沒有多少時間與這支樂團合作的。他到處任職，參加各地音樂節(jié)，和維也納愛樂樂團世界巡回。他的合同上白紙黑字寫明，一年里面七個月要出現(xiàn)在維也納，另外兩個月則在薩爾茨堡。處處為家的卡拉揚，當時在柏林卻無一處固定住所，每每只是在酒店為他預留的套間里過夜。就連他的秘書馬通尼也說，當時柏林只是卡拉揚的“休養(yǎng)地”。

自維也納離任之后，卡拉揚才真正回頭關注這一支他“夢寐以求”的樂隊。他投入更多的時間與樂隊排練演出，精益求精：“永遠只要最好，沒有妥協(xié)！”一系列的優(yōu)秀錄音，例如西貝柳斯的后4首交響曲（1964到67年），理查·施特勞斯的《唐·吉訶德》（1965年，與大提琴家傅立葉·富尼埃合作），穆索爾斯基的《圖畫展覽會》（1966年），海頓的《創(chuàng)世紀》和貝多芬的里奧諾拉系列序曲就是出自這一時期。

除了錄音外，卡拉揚也開始涉足影視業(yè)。 1965年，他開始在Unitel公司制作歌劇和音樂會錄影，他的第一部歌劇電影是和弗朗哥·切弗雷利（Franco Zeffirelli）合作的《波希米亞人》。后來和他合作的導演還有法國導演亨利·喬治·克里左（Henri-Georges Clouzot），雨果·尼伯靈（Hugo Niebeling）。但有時候他也會自己包攬導演一職。卡拉揚在這些影片中追求高品質效果，Unitel為之使用了35毫米膠卷，彩色錄影（當時還鮮見有彩色電視機）還有立體聲錄音。在錄制歌劇電影時，卡拉揚首先錄制音樂，然后要歌劇演員穿上服裝，在布景前假唱。這些制作以舞臺制作為基礎，但其實是在工作里拍攝而成的?？ɡ瓝P認為，這種做法可以保證演員在音樂上和視覺效果方面有更好表現(xiàn)。

另外，雖然在維也納的經歷不盡愉快，但卡拉揚無法抗拒來自奧地利另一城市—他自己的故鄉(xiāng)薩爾茨堡的誘惑，因為薩爾茨堡音樂節(jié)給他開出了極為優(yōu)厚的工作條件。繼1956年的四年合同后，卡拉揚1964年8月，更被接納為薩爾茨堡音樂節(jié)理事會成員。在劇目方面，卡拉揚打破了莫扎特歌劇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將貝多芬，威爾第和理查·施特勞斯的名作搬上薩爾茨堡舞臺。硬件方面，卡拉揚促成了大節(jié)慶劇院（Grosses Festspielhaus）的建設。

但是，薩爾茨堡和卡拉揚還是合不來。首先，他拒絕了奧地利政府轉播薩爾茨堡音樂節(jié)的要求，認為拍攝會影響演出進行。而且卡拉揚自己能制作歌劇電影，更是覺得實況轉播沒有必要。另外，大節(jié)慶劇院縱然其各項硬件設施一流，但是對于以莫扎特歌劇為主的音樂節(jié)，顯得太大，加上它耗資龐大，門票昂貴，非議不斷。而且，卡拉揚的劇目越擴越大，引來音樂節(jié)高層的不滿，認為長此以往，莫扎特就無處立足，薩爾茨堡將淪為一般劇院。而卡拉揚方面，他想在設備條件優(yōu)越的薩爾茨堡上演《指環(huán)》，但是這無疑會與同在暑期舉行的德國拜魯伊特音樂節(jié)迎頭相撞，歌手們難以在兩地同時登臺。

為了滿足自己藝術上的追求，卡拉揚在1967年創(chuàng)辦了薩爾茨堡復活節(jié)音樂節(jié)。音樂節(jié)在當年3月19日開幕，節(jié)目為瓦格納的女武神。這是卡拉揚的音樂節(jié)，無論歌劇還是音樂會，負責指揮的只有他一人，樂隊則一定是柏林愛樂。此外卡拉揚還會負責燈光和導演等職。這個音樂節(jié)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他們會在登臺演出數(shù)月之前制作錄音。錄音主要用作排練，但是也會在音樂節(jié)期間向訂購者簽名發(fā)售。音樂節(jié)為期9天8晚，地點就是大節(jié)慶劇院。其票價驚人，歌劇票60美元，音樂會30美元。這在60，70年代音樂節(jié)創(chuàng)辦初期是非常高的。但是即使這樣的票價，一方面沒能阻擋音樂愛好者的熱情（預定需要最少提前一年），另一方面卻填補不了節(jié)慶的成本。

卡拉揚與大提琴演奏家羅斯特羅波維奇，攝于1968年。

卡拉揚與肖斯塔柯維奇。攝于1969年莫斯科，卡拉揚在此指揮了肖斯塔柯維奇的第十交響曲。

高昂的制作成本，令卡拉揚不得不另想辦法。他又用到了以前在維也納的那一招，想到讓復活節(jié)音樂節(jié)跟世界上有名歌劇院共同制作歌劇。當時只有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愿意并且能夠接受卡拉揚的眾多條件。于是，1967年秋，卡拉揚將《女武神》搬上紐約舞臺，但是演出的樂團并非柏林愛樂，而是大都會歌劇院樂團?？上Вɡ瓝P的辦法未能成為長遠之計。大都會歌劇院的聽眾只享受過《指環(huán)》中的兩部—《女武神》和《萊茵的黃金》，就無緣再續(xù)了。1969年大都會歌劇院接受了一連串罷工的打擊，解雇了很多員工，無力再將《齊格弗里德》搬上舞臺。雖然雙方一度努力彌補，但是卡拉揚大都會的聯(lián)誼卻只能就此結束。

值得一提的是，67—70這四年在薩爾茨堡復活節(jié)音樂節(jié)上制作的《指環(huán)》則同時為DG公司所錄制（錄音人員與演出的相比有少許變動）。這套《指環(huán)》被認為是卡拉揚以室內樂的手法詮釋的瓦格納。其歌手陣容華麗，堪稱與喬治·索爾第早先錄制的版本媲美。

卡拉揚在薩爾茨堡的這些行動無疑提升了該城的知名度。為了表彰卡拉揚所作的貢獻，薩爾茨堡在68年給了卡拉揚多項名譽，首先是3月4日授之與薩爾茨堡州指環(huán)，4月4日，授予他薩爾茨堡名譽市民稱號，8月14日，卡拉揚更是成為薩爾茨堡大學榮譽理事。同時赫伯特·馮·卡拉揚基金也在該年成立。這個基金起碼有三方面作用，首先是用于促進音樂在心理治療等方面的科學研究，例如1969年在薩爾茨堡大學心理學院成立的“赫伯特·馮·卡拉揚基金”實驗音樂心理學學院就是該基金的產物。另外，一個指揮比賽也得以成立，以提攜指揮新秀，例如首屆比賽獲獎者—芬蘭指揮家奧圖·卡姆（Otto Kamu）就是一個例子。第三，基金也用于建設柏林愛樂樂隊學院，為音樂院校優(yōu)秀的畢業(yè)生提供深造的機會。

1968/69年卡拉揚和俄羅斯藝術家合作。一方面他與大提琴泰斗羅斯特羅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兩次合作，先是攜柏林愛樂在柏林耶穌基督教堂為DG錄制了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協(xié)奏曲》和柴科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題變奏曲》（Variations on a Rococo Theme, Op.33），并且兩人再是會上大衛(wèi)·奧伊斯特拉赫和里赫特兩巨頭為EMI錄制了貝多芬的《三重協(xié)奏曲》。前者獲得了《企鵝激光唱片指南》三星帶花推薦，后者則獲得了三星，另外兩張唱片都在Amazon.com上獲得了4.5星的高評價。

另一方面在該年春季，他與柏林愛樂做了一次歐洲之行。在莫斯科一站，卡拉揚在肖斯塔柯維奇的面前指揮了其《第十交響曲》。這首交響曲是卡拉揚曲譜內唯一一首肖氏作品。早在1959年他就指揮過該交響曲，而到了1966年他為DG公司作了錄音。再就是后來1981年，他再次錄制了該曲，并作為“卡拉揚金版”系列之一發(fā)行。音樂會當天晚上，年輕的指揮家馬里斯·揚松斯也在場，他后來回憶到：“樂隊作了百分之二百的表現(xiàn)，真是一次難以想象的盛事?！?/p>

進入70年代，卡拉揚一方面繼續(xù)完成他的錄音大計，例如門德爾松和舒曼的交響曲全集，馬勒的交響曲他則錄了4、5、6和9號，而布魯克納交響曲全集和瓦格納的10套拜魯伊特樂劇則要等到80年代方才完成。另一方面，他則重錄了一些經典曲目，例如他個人的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交響曲第三版，巴赫的《b小調彌撒曲》和《馬太受難曲》等。

70年代的卡拉揚歌劇主要是威爾弟和瓦格納兩人的作品。他和加拿大男高音瓊·維克斯聯(lián)手，錄制了《費德里奧》，《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奧賽羅》。最后一者，與前面60年代版相比，這一版的演員更佳，特別是兩位主角維克斯和弗蕾妮，音樂色彩也更豐富，更具表情。例如雜志《紐約》的評論員阿蘭·里奇（Alan Rich）寫到：“無與倫比的”，“本年度最佳歌劇錄音”。。而三大男高音也在70年代與卡拉揚展開過合作。帕瓦羅蒂與卡拉揚的合作可追溯回到60年代，兩人曾共同演出過威爾弟的《安魂曲》，而在73和74年，兩人和弗蕾妮錄制了《蝴蝶夫人》和《波希米亞人》。隨著卡拉揚1978年再次回到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指揮，當時已嶄露頭角的多明戈擔任了他制作的《游吟詩人》的主角。而三人中最年輕的卡雷拉斯則和卡拉揚錄制了威爾弟的兩部歌劇《阿依達》和《唐·卡洛斯》（意大利四幕版）。

到了1973年，卡拉揚又創(chuàng)立了薩爾茨堡圣靈降臨節(jié)音樂會。11月24日，為了表彰卡拉揚對柏林市的貢獻，柏林授予了他柏林榮譽市民的稱號。而到了1977年79年，卡拉揚更是多項榮譽加身，首先是在慕尼黑獲恩斯特·馮·西門子音樂獎，繼而在下兩年分別獲得慕尼黑大學榮譽博士，薩爾茨堡大學哲學博士，牛津大學音樂博士（和迪特里?！し粕釥?迪斯考一起），還有東京早稻田大學博士稱號。

77年圣靈降臨節(jié)間一天下午，卡拉揚正與柏林愛樂樂團排練完畢施特勞斯的英雄生涯。這時一位穿著牛仔褲的小女孩走了進來，卡拉揚從排練的高凳上下來，樂隊也將樂譜換成了莫扎特的小提琴協(xié)奏曲，并將剩下的時光用作歡愉的演練之用。這個小女孩叫作安娜·蘇菲·穆特，此時的她，正開始踏入其后成功的小提琴生涯。他們兩人首次在1976年盧塞恩音樂節(jié)上見面，當時穆特才13歲。她格外得到卡拉揚的賞識。首先陪同他到牛津進行了答謝音樂會的演出。在卡拉揚79年第二次錄制貝多芬三重協(xié)奏曲之時，她與馬友友，馬克·澤爾瑟（Mark Zeltser）一同負責了獨奏部分。從此之后，一直到80年代卡拉揚逝世，她便一直作為卡拉揚的小提琴搭檔出現(xiàn)，并在卡拉揚的指揮伴奏下錄制了三大小提琴協(xié)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xié)奏曲。

1978年，卡拉揚在圣靈降臨節(jié)音樂會過后，帶領柏林愛樂樂團造訪當時民主德國城市萊比錫和德累斯頓，受到“前所未有的歡迎”。1979年10月，（11月），卡拉揚率領柏林愛樂樂團訪問中國北京，演出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響曲》、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和德沃夏克的《第八交響曲》等。隨行的記者夏洛蒂·科爾（Charlotte Kerr）為《南德意志報》寫到：

“ 首場音樂會，莫扎特《降E大調交響曲》和勃拉姆斯《第一號》，應該在19點30分開始。藍領綠領慢慢塞滿大堂。綠領是軍方派來的人。藍領則是剛下班的人，或是步行過來，或是騎車過來，疲累而又滿身塵土。 其中一些已經趕了兩天的路；如果不能從企業(yè)那里拿到票，就得排上個把小時長的隊去買。最貴的票1元。工人的月薪50元，中學教師的則低一點，我們的女口譯則有60元一個月。兩個月的月薪可以養(yǎng)活4個人。開場前的5分鐘，部長仍沒到場。貴賓席上擺著一張長長的桌子，鋪著雪白的亞麻臺布。桌子上有茶杯，桌前則有一個水藍色花痰罐。廣播中不停響著一個女聲：“請在音樂會期間保持安靜，不要隨處走動，不要互相談話?！?9點40分卡拉揚奏起莫扎特的降E大調交響曲，然后沒有休息直接繼續(xù)勃拉姆斯的交響曲。為了不讓木地板被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的金屬尖劃傷，中國人在這用上了本應在機場迎接的時候鋪的紅地毯。音樂聽起來好像從一個大罐放出來似的。可是這5700人的會堂就是安靜。一些運氣好的人帶上了磁帶錄音機，用兩個麥克風錄起音來。一位藍領在勃拉姆斯第二樂章時要離開，但被女工作人員阻止了。那位中國人鬧起來。另一個坐在旁一排的中國人站起來，給了他的頭一下。然后坐回去了。被來了一下的中國人堅持要走，最后還是如愿。中國人是個人主義者。最后一場音樂會的節(jié)目是貝多芬的第四和第七交響曲。中國的電視現(xiàn)場直播。40位中國樂手接替了40位愛樂樂團成員。在文革四人幫時期，貝多芬在中國被看作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化身，其作品是被禁止的。音樂會無疑成了一次表白宣明，在政治靈感的火焰中，貝多芬放射著光芒?！?/p>

回程途中，科爾問卡拉揚，這一行是否值得?？ɡ瓝P答道：“當然值啦！那里的民眾第一次真正聽了音樂會。這兩個民族之間的接觸是很少見的?！笨ɡ瓝P其實本來還打算在紫禁城上演普契尼的歌劇圖蘭多特，但是沒能如愿。這一直要等到后來祖賓·梅塔才付諸于實現(xiàn)。

70年代中，卡拉揚的健康出現(xiàn)問題。1975年，卡拉揚背部劇痛。到了該年的圣誕節(jié)，他的情況更加惡化，被送到蘇黎世接受手術。這才發(fā)現(xiàn)，卡拉揚的椎間盤突出并壓迫脊髓，非常有可能因此而截癱。在名醫(yī)馬伊德·薩米（Madjid Samii）施予長達5個小時的手術后，卡拉揚逃過一劫。不過，卡拉揚似乎對該手術非常感興趣，他不但嘗試了解手術的方法，事后他還觀看了手術的錄像。三年后，卡拉揚在去排練的路上中風，并影響了日后其右手活動。

早在70年代末，唱片工業(yè)就已經進入CD時代。1978年9月，卡拉揚的一場音樂會就已使用該技術被秘密錄制。事后卡拉揚被Sony邀請去評估該唱片的質量。卡拉揚又一次站到了唱片工業(yè)的前沿，他被該技術所吸引，并戲稱CD以前的時代是“煤氣燈時代”。很快在1980年，他就推出了自己的首款數(shù)字CD歌劇錄音—《魔笛》，這也是他本人首次錄音時選擇的作品。1981年4月15日他成為CD數(shù)碼音頻系統(tǒng)的國際主席。其數(shù)碼錄音從此陸續(xù)出爐：《卡門》，和被譽為“卡拉揚65年磨一劍”的最后《薔薇騎士》。另外，他的馬勒第9交響曲和瓦格納的珀西法爾還旋即獲得了英國留聲機大獎。

有了CD這種音頻新載體，卡拉揚于是又開始了新一輪經典曲目重錄，包括第四次貝多芬的交響曲全集，勃拉姆斯的交響曲全集和理查·施特勞斯的作品等。除此之外，他還在1982年成立了Telemondial公司，旨在記錄他自己的演出。這一系列的錄影的音頻部分，遂以“卡拉揚金版”（Karajan Gold）的形式放出。而其錄影，無一不是精心準備的杰作，其效果大大有別于一般的音樂會轉播視頻?？ɡ瓝P在其中采用了多種專業(yè)的攝影手法，例如對樂器進行近距離特寫，淡入淡出，多角度拍攝等，增加了觀賞性。

自卡拉揚真正將視線轉回到柏林愛樂身上后，這對組合便以其多產和藝術方面的高品質成為樂壇佳話。1955年接掌柏林愛樂打后，卡拉揚便開始減少了世界性的活動，例如在1960年4月2日結束了與愛樂樂團的合作。在維也納受挫以及巴黎管弦樂團（Orchestre de Paris）更改合約兩次事件之后，卡拉揚更是下定決心，日后一心一意與柏林愛樂合作，例如在喬治·塞爾去世后，他推辭了克利夫蘭管弦樂團的接任邀請。

而柏林愛樂在任命卡拉揚成為自己首席指揮之后，雖然與伯姆，約胡姆和朱利尼等客席指揮有過不少合作（大指揮伯恩斯坦也只有過驚鴻一瞥，與樂隊演出馬勒的第九交響曲），但是最主要的還是與卡拉揚在一起，成為名副其實的“卡拉揚的樂團”。卡拉揚與樂團錄制下的大量唱片，巡回演出，極大地提升了樂團的知名度，使之柏林愛樂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音樂團體，同時也為樂團成員帶來了大量財富與名譽。樂團成員組合成為多個室內樂團，管樂合奏團，都不忘帶上柏林愛樂的銜頭。而卡拉揚也并未對此有多大微詞。但又正是柏林愛樂的這種自主性，成為80年代，樂隊抗拒卡拉揚絕對權威的支柱。

早在1963年，柏林愛樂和卡拉揚曾經在聘任一位瑞典圓號手的問題上有過出入?？v使當時卡拉揚也是用過威嚇的手段，不過最后做出妥協(xié)的還是他。不過到了1981年，他卻對薩賓娜·邁耶（Sabine Meyer）的聘任問題態(tài)度強硬，最終導致樂團指揮之間沖突爆發(fā)。

曾經在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供職的薩賓娜，時年23歲，參加了柏林愛樂的單簧管試奏，意欲擔任樂團的獨奏單簧管一職。她在所有候選人里面無疑是最出色的一位。她隨著樂團巡回薩爾茨堡，盧塞恩還有美國。其后一年，卡拉揚意欲聘任薩賓娜，并且想用自己的影響力將薩賓娜為期一年的試用期免去。不過這時樂隊卻提出了異議，認為薩賓娜瘦削光亮的音色與樂隊的單簧管組渾厚低沉的音色不配。不過外界也有意見認為，柏林愛樂的“大男人主義”作祟，因“不愿意為女生再開辟一間廁所”而拒絕了薩賓娜。

面對這次拒絕，卡拉揚立刻故技重施，取消（德語：sistieren，卡拉揚脅迫時用語）了預定好的錄音和巡回，還將下一年復活節(jié)音樂會的預約一筆勾銷。另外，他還脅迫道，日后只按合同跟樂團辦事，一年六場音樂會，不會再多。

樂隊將卡拉揚的威脅看作是公然冒犯。加上錄音與復活節(jié)音樂節(jié)并不屬于柏林愛樂的公職，而這兩項活動無疑是樂團成員的主要收入來源，所以卡拉揚取消的無疑是樂團的財源，估計在百萬馬克左右。但是卡拉揚在此低估了樂團。次年初，樂團正式明確了自己的決定，薩賓娜將要服一年的試用期（其實薩賓娜的這次留任，是樂團經理彼德·吉特（Peter Girth）的個人安排，吉特也因此被樂團成員要求辭職。）。不過薩賓娜也無法在柏林愛樂工作下去：“關鍵是，我意識到，我在樂團的留任將會在樂團和其藝術指導間引起不可預測的沖突?！彼砸坏皆囉闷诮Y束，她推卻了卡拉揚的多番挽留而自愿離去。值得一提的是，薩賓娜·邁耶現(xiàn)今成為一位極其成功的單簧管獨奏家。

沖突在不斷升級。樂團經理和文化部長的努力也無補于事，事件向高層推進。當時柏林市市長埃伯哈德·迪皮根（Eberhard Diepgen）在1984年圣靈降臨節(jié)前往薩爾茨堡，其時正值卡拉揚在圣靈降臨節(jié)音樂會將柏林愛樂遣走，并自掏腰包用維也納愛樂取而代之。迪皮根得到卡拉揚保證留任首席一職的承諾。而老經理斯特斯曼也被再次請出山，以求緩和局面。

柏林愛樂也作出威脅，樂隊將不再參加薩爾茨堡音樂節(jié)，不再和DG續(xù)約，而轉投CBS的陣營，還有最致命的一擊，將取消和卡拉揚新建的Telemondial的合約。沒有了柏林愛樂，卡拉揚的貝多芬影音錄制大計只得擱淺，因為卡拉揚找不到替代的樂團?？ɡ瓝P在此威脅面前，只得再次做出讓步，并在1984年8月24日致箴柏林愛樂，希望雙方能再次走到一起，演奏巴赫的b小調彌撒曲，并且能在此后坐下來，心平氣和地尋求解決辦法。卡拉揚這封信成為了雙方和解的契機，兩者終于再次走到一起。

晚年的卡拉揚，雖然依然受到健康問題的困擾（1983年再次因為椎間盤突出而接受手術），卻依然醉心于音樂錄制事業(yè)。84年10月，他獲得UNESCO的國際音樂獎。而到了1985年6月29日，卡拉揚更是有一次非常特別的演出機會，他受邀在梵蒂岡圣伯多祿大教堂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面前指揮維也納愛樂演奏莫扎特的《加冕大彌撒》。該演出還由Telemondial作了錄影，并作了全世界轉播。而1987年1月1日，卡拉揚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揮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演出實況被作了世界直播。

1988年卡拉揚迎來自己的80大壽。德國唱片公司以其妻愛利特·馮·卡拉揚的畫作為封面，發(fā)行卡拉揚100杰作系列以示慶祝。此后，卡拉揚還作了對日本最后一次訪問。1989年2月卡拉揚與維也納愛樂在紐約最后一次演出，演奏了施特勞斯的圓舞曲和布魯克納的第八交響曲。不過此時卡拉揚的健康已明顯惡化，這更加重了他和柏林愛樂以及當時柏林的政治人物之間的矛盾。當時的“紅綠聯(lián)盟”（即德國的SPD和德國綠黨）公開批評卡拉揚責任的不到位：缺席音樂家的應聘試奏，越來越少的巡回演出，整個月整個月不在柏林。而卡拉揚無法忍受這一系列批評，于是在1989年4月24日，他書面遞交辭呈，推去了在柏林愛樂的職務，從而結束了這對傳奇組合的長期合作。此后，他回到威爾第歌劇《假面舞會》的制作中去。錄音已經完成，只待上演，但是卡拉揚的疼痛日益嚴重，即使是瑞士洛伊克巴德（Leukerbad）的硫浴也無濟于事。在薩爾茨堡一次排練期間，卡拉揚抱怨其胸痛。一天后，即于1989年7月16日，卡拉揚在家中接見來訪的老友日本索尼公司總裁大賀典雄，兩人談及飛機及音樂出版的事情?？ɡ瓝P要來一杯水并喝下，說道感覺好了一點，然后就倒在一邊。卡拉揚就此心臟病發(fā)逝世。他的葬禮簡短從速，第二天卡拉揚便在安尼弗的墓園下葬，只有親朋好友知情，而且并無記者在場。